舍尔巴茨基的学生欧仁·奥伯密勒（Eugene Obermiller）对瑜伽行派研究的贡献，是他对藏传文献中有关无著内容的概述，特别是在般若波罗蜜多方面的翻译和研究。[27]朱塞佩·图奇（Giuseppe Tucci）对佛教逻辑文献的翻译和分析，使用了汉文及藏文、梵文资料[28]，他还研究了弥勒和无著[29]，编辑了无著对《金刚经》的简要注释。[30]
德容对1943-1973年间的瑜伽行派研究有如下的概括[31]：
中国佛教典籍中保留了早期瑜伽行派的重要资料。1954年，德米维勒（Pual Demieville）在论僧伽罗刹之《瑜伽师地论》的长篇论文中研究了这些资料。[32]1947年，戈卡莱（V V Gokhale）关于无著《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梵文片断的出版，引发了对瑜伽行派这一基本的阿毗达磨著作的深入研究。[33]普拉哈德·普拉丹（Prahlad Pradhan）借助玄奘的中文译本，恢复了其梵文本（1950年），[34]沃波拉·拉胡拉（Walpola Rahula）将其全部翻译为法文（1971年）。[35]德米维勒从中文的《菩萨地持经》译出一章（1957年）[36]，杜特（Nalinaksha Dutt）则出版了此经的新版本（1966年）[37]。亚里克斯·韦曼（Alex Wayman）出版了《声闻地之手稿分析》（1961年）[38]，同时兰伯特·施米特许森（Lambert Schmithausen）对《瑜伽师地论》关于涅 的一个小节做了非常彻底的研究[39]…雅克·梅对瑜伽行派的历史和教义有杰出的概括（1971年）。[40]
注意，这一为德容评论为“杰出概括”的梅的著作标题将瑜伽行派解释为“唯心主义的佛教哲学”。
上面提到的阿那克和克书密顿对世亲几部核心著作的翻译，在80年代重新燃起了人们对世亲哲学的兴趣。在这一时期，有几个声音如韦曼和杳史弗密（UEDA Yoshifumi）开始向瑜伽行派即唯心主义的标签挑战，克书密顿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而且最为持久。在早期对陈那认识论的一些研究中，他就认为世亲最好被理解为批判的实在论者，就是说世亲的认识论使用了一些唯心主义式的论述类型，但其底层的本体论是实在论的。然而，许多学者一直不曾从唯心主义的解读中解放出来。
三，停滞，还是转入地下？
在这之后，瑜伽行派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转入了“地下”，或者说更严谨了，较少有重要的瑜伽行派著作和论文出现。尽管如此，学者对瑜伽行派的兴趣依然很高。70年代末以来，有若干优秀的瑜伽行派博士论文出现，但它们基本上没有出版。或许由于近几十年来美国佛教研究给予瑜伽行派的关注太少，许多做瑜伽行派博士论文的研究生一俟毕业便转向佛教的其它方面。十分可悲的是，那些坚持瑜伽行派研究的学者在佛教学术圈中逐渐没落。在佛教研究项目和热点中，有关西藏佛教、禅、韩国佛教等方面的专家，而不是瑜伽行派者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学术界部分地转向反对所谓的精英主义和哲学的自负，而倾向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增强对宗教的更通俗形式和社会学解释的关注。瑜伽行派作为佛教中极其复杂、繁琐和哲学性的流派，没有活泼感性的即时表现，很少有流行的、甚或新近的“通俗”形式，因此自然失宠。
在众多的瑜伽行派博士论文中，有些值得留意。阿那克的著作最早就是他的博士论文。施米特许森论述瑜伽行派的就职论文一直没有出版，但是他对有关阿赖耶识经典文献的全面考察，留下了对瑜伽行派这一基本概念的最彻底的讨论。[41]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从藏文翻译了《解深密经》，并设法从中写出了几部著作：一本是翻译本身，一本是瑜伽行派的文献索引，一本是分析综述，还有一部有关西藏文献的评论。[42]保罗·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s）关于灭尽定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86年。[43]在裤谷宪昭（HAKAMAYA Noriaki）作访问学者的时候，威斯康辛-曼德森大学开设了一个研讨班，翻译了《摄大乘论》的第10章，附有藏文版与中文版的对比译文和部分注释。[44]
在没有出版的博士论文中，以下几部值得注意。约翰·基南（John Keenan）的论文是《佛地论研究：瑜伽思想中智概念在教义中的发展》 [45]，有关资料译自玄奘的中文本。基南还出版了其它有关瑜伽行派的著作。[46]有关唯识思想发展的最好的考察之一是罗纳德·戴维森（Ronald Davidson）的《佛教的转变系统：瑜伽行派的转依》。[47]艾伦·斯朋伯格（Alan Sponberg）的博士论文对窥基的生平与著作作了全面的考察，包括对《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三“论唯识”的翻译。[48]虽然斯坦利·温斯坦(Stanley Weinstein)已经出版了有关窥基的仅有的几部英文著作之一[49]，但他的博士论文对良遍僧都《观心觉梦抄》(Kanjin Kakumusho)这部开创性的日本瑜伽行派著作的翻译一直没有出版。[50]莱斯利·卡瓦穆拉（Leslie Kawamura）在硕士论文中翻译了《唯识三十颂》安惠的论释[51]，在博士论文中翻译了调伏天的论释。[52]卡瓦穆拉还以晓白的英语出版了最重要的日本瑜伽行派学者长尾雅人（NAGAO Gadjin）的著作。[53]罗伯特·吉麦罗（Robert Gmelllo）关于华严宗创始人智俨的著作，是有关6至7世纪中国佛教史最好的英文著作之一（可惜没有出版）。[54] 这一论文虽然在表面上是论述华严，但如前所述，在这一时期，华严是唯识争论的温床，吉麦罗令人钦佩地含盖了这些。对中文语境中的唯识争论，有类似意义的，还有刘明伍（Ming-wood Liu）关于华严宗的另一位创始人法藏的论文。[55]林镇国对《解深密经》的研究和部分翻译，使用了中文译本，提出了有关佛教诠释学的重要问题。[56]我自己的论文是即将出版的这部著作的胚胎：《佛教现象学——唯识佛教的哲学考察与〈成唯识论〉》（Curzon Press）。我为《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唯识”条目，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
在这一时期，并非由博士论文派生出的著作包括：戴安娜·保罗（Diana Paul）对真谛《转识论》研究和翻译，这部对《唯识三十颂》的翻译，深深地淹没在评论性的注释当中。[57]她在历史和哲学语境上的尝试有严重的缺陷，她的译文误读了《唯识三十颂》的多个部分。[58]卡鲁帕哈那提供了对世亲的论述，但听起来更象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而不是唯识。[59] 查特吉出版的对《唯识二十论》和《唯识三十颂》的翻译是有疑问的[60]，夏尔马对《唯识二十论》的翻译略微仔细，但同样有问题。[61]托马斯·伍德（Thomas Wood）做了勇敢而混乱的努力，出版了翻译和分析唯识文献的集子。[62]最终，斯瓦狄·甘古利（Swati Ganguly）提供了一个《成唯识论》的节略翻译，结合了玄奘在唯识三十颂翻译[63]中的评论。
我没有仔细讨论西方对源于藏文资料的研究，如韦曼[64]、卡吉亚玛[65]、塔兹、[66]冈瑟[67]等等。[68]加雷斯·斯巴汉姆（Gareth Sparham）的《雄辩之海》，翻译了宗喀巴对唯识的讨论，是有价值的[69]，近来，杰弗里·霍布金斯（Jeffrey Hopkins）发表了两部著作中的一部，全面涉及到宗喀巴和唯识在西藏的传译。[70]现在西方学者开始超出单一的格鲁巴派，而把眼光扩展到西藏佛教其他宗派，如宁玛派等，在这些宗派中，唯识和汉传唯识的影响更为普遍，我们也期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唯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三年前我成为美国宗教学会瑜伽行派专题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得到的反响令我们不知所措，在乔·威尔逊（Joe Wilson）和查克·马勒（Chuck Muller）的主持下，我们组成了瑜伽行派研讨组，在每年的美国宗教学会年会上开会。这个研讨组有一个网页[71]，上面有发布的论文和电子邮件讨论的名单，这个网页迄今运作的远不能说规范，但一直充满希望。令人惊异的是很多人都表达了参加这一研讨组的强烈兴趣。另外使我们兴奋的是，一批传统上是佛教逻辑专业的即将从研究生院毕业的青年学者，看到了他们所研究对象的瑜伽行派特性。令人困惑的是某些研讨组成员对阿毗达磨的抵制。一句话，我们对瑜伽行派研究在21世纪的繁荣充满希望。
（魏德东译）
[1] 详见德容的《欧美佛教研究简史》，东京1997年版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kyo, Kosei,1997），虽然该书的第1章题作“早期（公元前300-1877）”。该书对本文的准备大有裨意。
[2] 慧立（由彦宗完成）：《大唐大慈恩三藏法师传》（T50，2053）。
[3] 《大唐西域记》（T51，2087）
[4] 两书均由Imprimerie Imperiale, Paris出版。
[5] Levi, Sylvain. Materiaux pour l'etude du systeme Vijnaptimaatra. Paris: Bibliotheque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1925.
[6]Madhyantavibhaga-tika de Sthiramati: Exposition systematique du Yogacaravijnaptivada. Nagoya: Hajinkaku重印本，Tokyo: Suzuki Research Foundation, 1966.学者们对该颂与论的不同层级作者曾有某些原初性的混淆，但这里已经解决。
[7] L'Abhidharmakosa de Vasubandhu, traduit et annote par 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Paris: Paul Greuthner, 1931, 7 vols.
[8] 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Vijnaptimatratasiddhi: La Siddhi de Hiuan-Tsang. 2 vols., Paris, 1928.韦达（Wei Tat）将普森的译文转译为英文，题为Ch’eng Wei-Shih Lun: The Doctrine of Mere Consciousness[text and translation]，Hongkong, 1973, 但韦达删除了普森丰富而博识的注解。我在即将出版的《佛教现象学》（Buddhist Phenomenology）一书中，将提出玄奘更多地是一个创作者而不是编辑者，那种认为玄奘仅仅引述了10种印度注释，而没有更广泛地汲取印度原典的想象，是误解。
[9] 在中文本的结尾，玄奘遵循佛教常规，提供了几个可以替代的标题，其中一个就可以回译成唯识性，但普森选出该词作为其译著标题的原因则不甚清楚。
[10] Vijnaptimatrata: Le Siddhi de Hiuan-tsang. Index. Paris: Libra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48.
[11] 关于普森的唯心主义，可参见Andrew Tuck: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holarship: On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Nagaju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第2章，尽管在某些方面Tuck夸大了事实。我也将在《佛教现象学》中讨论这一问题。
[12] Samdhinirmocana Suutra: L'explication des Mysteres. Etienne Lamotte译, Louvain, 1935.
[13] 拉莫特的法文本已经被利奥 普鲁登转译为英文：Leo Pruden: Karmasiddhiprakarana: the Treatise on Action by Vasubandu. Berkeley, CA: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88.
[14] La Somme du Grand Vehicule d’Asanga 由Etienne Lamotte.编辑和翻译，Louvain-la-Neuve: Universit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Bureaux du Museon, 1938.2 vols.
[15] 最著名的是他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