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学校整整晚了十五分钟，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在空中挥动那两个拆开了的信封……而偏偏上的又是动物课。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的班主任说。“我看，这也不尽然，有时儿子同父亲差得远着呢。远极了！……”
3
在那一天以前，我一直觉得生活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很少对什么事发生怀疑。即使碰到什么疑问，我也几乎从来不去找爸爸和妈妈，因为他们的意见是那么明确而合理，我自己也完全能想得出来。
这些意见说说很容易，要做到却很难，因为它们只适合于像我父母这样的模范人物。
我并不是模范人物，所以多半是去同姥姥商量。
可是这一次我不能去找姥姥了，她毕竟是我妈妈的妈妈。
偶尔我也同安东商量。他总是十分用心地听我讲，与此同时头发根渐渐发红，这说明他在努力深入地考虑我的请求或问题的实质。
然后他会说：“我得好想一想。这是很严肃的事。”
我的疑难一般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所以我很快就把它们忘记了。可是我那位认真的朋友常常在过了一两天之后把我带到一边对我说：
“我全都考虑了。我觉得……”
“你考虑什么啦？”我轻佻地问道。
安东由于感到要解决我早已忘记的那个问题责任十分重大，因而口吃得非常厉害。这使我很后悔，我满心感激地、专心致志地听着他讲，以致他那淡白头发的发根竟变得通红通红。安东的劝告也很少能合乎我的心意。按照他的意见，几乎总是要为真理和正义做出自我牺牲，但我是不喜欢作自我牺牲的。
不过，我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很信任。我知道，如果我一旦遇到了真正的危险，我正是应该向他去求援。
现在危险出现了。我还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危险，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了。这大概是我不能向我的好友求援的唯一的灾难。总的说来，我也不能找任何人求援……因为我不能向任何人承认，爸爸（我的爸爸！）过去和今后会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他甚至对妈妈也不是最亲近的……因为妈妈常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母亲来说，最亲的人莫过于她的孩子。”
“这是自然法则！”爸爸表示同意。他一向是尊重法则的。
我既不能找姥姥，也不能找安东，于是我决定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家，同时保卫自己的安宁，自己内心的无忧无虑。这种无忧无虑在我的心目中顿时显得从未有过的珍贵。我虽然毫无作为，但我决心要保卫那使我与众不同并使我感到自豪的唯一的东西，即我们家的模范称号。
那个女人在信里写着，她六点左右下班。于是我就在这个时间按照写在信封下方的那个地址去找她，地址上面用绿墨水画着一条横线。
我乘了两站公共汽车，步行了一小段路程，在一幢黄色的两层楼房旁边停了下来。这幢房子的窗户上端装饰着一些过于华丽的雕塑图案，上面带有许多很粗的裂痕，就像上了年岁的人面部的血管一样。在这种老房子的墙上，仿佛旧衣服上打着块新补丁，往往镶嵌着一些亮闪闪的大理石的或金色的纪念牌，牌上写着：某某的故居，某某曾在此逗留，某某在此处诞生，某某在此处逝世。可是在这幢房子的墙上，却没有牌子，尽管自然也曾有过不少各式各样的人在这里诞生、逝世，在这里生活过。
我久久地打量着这幢褪了色的黄色建筑物，因为我冷不丁有些胆怯起来。我也全然不清楚要对那个女人说些什么。我突然对一切都产生了兴趣……我仔细看着窗棂间沾满灰尘的脏棉花，上面稀稀落落地缀着一些圆形的彩纸屑。它们想必是在新年之夜从房间里飞落到那儿的。我什么都注意到了，注意到了挂在气窗外的油透了的纸包，也注意到了吊在窗户上方的小冰溜儿，它们也像是窗上的饰物，只不过是新装上的、晶莹透明的罢了。我说些什么好呢？我怎么开口呢？
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色照片。照片长年挂在我们厨房里一位单身女邻居的小桌上方，上面是一个穿着游泳衣、拄着船桨的美女，她向我们那个单元的全体住户发出号召：“夏季请到河上旅行！”其实，那个单身女邻居从来不去江河旅行，不知她为什么要剪下和挂上这张照片。
爸爸走进厨房的时候，经常站在这个穿着游泳衣的美人儿旁边说：“她讲得完全对，在水上休息是再合理不过的了！”爸爸同意照片上那个女人的看法，这使我很生气。我把她同妈妈相比，心里感到很不痛快：这个拄着船桨的女人，虽然晒得也是那么黝黑，牙齿也是那么雪白，眼睛也是那么快活，可她还是比妈妈漂亮。因此我总想法贬低这个美女：“这号人我可知道！她们穿着游泳衣，但不会游泳。她们手里拿着桨，可是不会划船！她们拿着网球拍摇来晃去，可一辈子也没打过一次网球……”
我犹豫不决地在这座黄色的旧楼旁边徘徊，心里想象着，我怎样登上楼梯，怎样按七号住宅（它大概是在二楼）的门铃，怎样听到门后传来轻轻的、毫无猜疑的脚步声，我又怎样装出一副高傲的神气，一边把信递给她，一边问道：“这是您写的吗？”她会小声地回答：“是呀。”我说：“有人要我还给您！……”说完我就走开。
但我又想，用不着这么快走开。也许，我正面临着一场战斗呢？
假如给我开门的是在我们厨房里挨烟熏的那么一位美人儿，又怎么办呢？假如她比妈妈还要漂亮，那又怎么办呢？当然罗，她不会像妈妈那样又会滑雪又会游泳；也不会设计那些正在远离我们城市的某些地方兴建起来的工厂……而且当然罗，无论谁也不会像赞赏妈妈那样来赞赏她！我要把有关妈妈的一切都告诉她，让她不敢去跟妈妈比试高低。
我下定决心，怀着满腔愤怒向二楼跑去。我把那封信捧在胸前……当我和孩子们不经意地用足球踢碎了同楼住户的玻璃时，人家跑来向我们的父母告状，也总是这样郑重其事地把足球抱在胸前的，因为它是主要的罪证。
在七号住宅的门口挂着的住户名单上写着：“尼·叶麦梁诺娃——三声门铃。”尼·叶麦梁诺娃？怎么会是这样奇怪的巧合？也许，她正是爸爸的一个亲戚？比方说，是堂姊妹？可我对她却一无所知……别人也忘了把她告诉我——这又有什么呢？也许，她既没有父母，又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所以我的父亲才是她最亲近的人？这完全可能。当然，事情就是这样！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消失了，就像那个足球突然哧的一声跑了气似的。我马上低下头，安稳下来。我把信也藏进了衣袋，但过一会儿我又把它抽了出来。我想起了，这个女人是遭到了不幸的。真奇怪，这一整天我居然一次也没想起这封信中那几句最主要的话，整个这封信正是为了这几句话才写的：“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我遇到了不幸。”
三月里的那个日子又是怎么回事呢？大概那一天有谁死了吧？或者她那一天考试考砸了，而现在又有个什么人死了……因为她写道，现在她感到更为沉重。
那我是来干什么的呢？简单告诉她一声爸爸不在城里就行了，让她别等了。
我又把信藏起来，按了一下门铃。门后传来了迅速而急促的脚步声，差不多是跑到门边来的。
这是盼望已久的三声门铃，可是等待的自然并不是我。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走廊和楼梯都是半明半暗的。
“孩子，你找谁？”她停了一会儿才问道，似乎是想抑制住她的失望。她的样子疲乏不堪，很难叫人相信，刚才在过道里奔跑的会是她。
“我找叶麦梁诺娃……”
“你是从舒里克那儿来的吗？！”那个女人叫道。但是她叫得刚刚能够听见，像是在自言自语。她担心会失望，但又怀着希望，用非常非常轻微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你是从舒里克那儿来的吗？”
“不……我是为了别的事……”
4
我一走进房间就吓了一跳，简直呆住了，因为我看见了爸爸的照片……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他不是用自己平日那种平静的或充满自信而又乐观的眼光，而是用惘然若失的，仿佛向谁求援似的自光看着我。他的头发也不是整齐地往后梳着（有时他早晨还在头上箍着发网，为的是不让一根头发翘起来），——不，他的头发乱七八糟地纠在一起，在前额和耳朵上耷拉着，我觉得他的耳朵非常大，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脸又瘦又小的缘故。他的两颊甚至显出两个很浅的酒窝，这也是我过去从没发现的。
他身上穿的也完全叫人认不出来……既不是浅蓝色的绒线运动衣（父亲有一次曾向我说明：“是纯毛的！”），也不是那件厚实的，深色底子上带着一些稀稀疏疏，隐约可见的白条的西服，而是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斜领衬衫，领口上的几颗扣子也没扣上。衬衫上尽是一条条褶纹，因为爸爸穿着它太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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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从没发现，爸爸的脖子细得这么可怜。
在另一张照片上，我看见爸爸穿着一件也过于肥大的工作制服，在剃光的脑袋上戴着一顶缀着红星的船形帽。他的目光是凄惶而痛苦的。
“这是我四一年从前线收到的。那时的情况很不妙……”那个女人突然说道。
她的声音十分柔和，听着使人感到安慰，就像有一次我住院时听到的那些大夫和护士的声音一样。
当这些大夫和护士讲“沉重”、“不好”这些词的时候，他们仿佛知道，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变得轻松，都会好起来的。他们说起这些忧伤的字眼儿来，没有一点儿绝望的意味。
叶麦梁诺娃显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这样久久地、两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墙上的照片。但她没有问我。
于是我告诉她：
“这是我父亲。”
她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默默地，很注意地看着我的脸，像有近视眼的人一样。他们那种坦率的、仔细察看的目光，一点也不使人觉着不懂分寸或没有礼貌。
这时我也把她看清楚了。她的确是近视眼，即使她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我看是男人戴的眼镜，也对她帮助不大——她还是把眼睛眯缝着。她的面庞苍白而憔悴，因此很难断定她究竟有多大年纪，但她身上似乎有个什么东西仍旧使她显得很年轻。后来我才明白，这东西就是她那条又粗又黑、像皇冠一样紧紧地盘在头上的辫子。
每当爸爸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或同事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
“儿子跟爸爸长得一样！真像。像极了！……简直没法再像了！”
如此等等。可是实际上，我是像姥姥，像妈妈的妈妈。
那个女人仔细看了我好久，但没有说我像爸爸。她只是简单地问道：“是爸爸让你来的吗？”
“我父母不在家。他们出差去了。”
我本想强调一下，爸爸和妈妈是一起走的。但当着她的面我说不出“妈妈”这两个字，所以就说成了“父母”。
“他们要去很久吗？”
“一年半左右，”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撒了谎。接着又加了一句：“或者去两年……得看那儿的情况。”为了要掩饰自己的窘相，我详详细细地解释了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信了。我一早到信箱去取信，我以为是爸爸写来的，但却是您写来的……我读完信，就马上决定……”
这时我才想起，读别人的信是不应当的，就结巴了一下，不吭声了。但这只有半分钟的功夫，随后我感到越来越窘，便更加详细地解释开了：
“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早晨楼梯上又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起初没看清信是给谁的……再一看，上面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就以为是给我的呢。后来才发现不是给我的，但是已经晚了……”
我把信递给了她。这封信我已经背下来了，因此它显得很旧，像揉皱了的档案材料一样。
“那么说，你也叫谢尔盖，是吗？”她又问道。“是为了纪念父亲吧？这是可以理解的。你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你看，他多瘦啊。他一面工作，一面读函授学校。后来志愿上了前线。我不愿意他去，求他留下，但他还是走了。他受了严重的震伤。我给他治了好久……”
“您是大夫吗？”我问。
“是的……他曾得过严重的失眠症。只有运动能治好他。还需要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生活有规律……我跟他斗争了好久。现在他的睡眠正常吗？”
爸爸经常自豪地说，他跟个古代勇士一样，躺下就着，从来也不做梦。他有回开玩笑说：“现在的梦是什么样的？是彩色的还是宽银幕的？”但我不知为什么没敢把这点告诉她，只是说：
“睡得还可以。时好时坏……”
她在同我告别时，没要我向父亲问好，也没有说，让父亲回来时去她那里一趟。
“该怎么称呼您呢？”我走到门口时问。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她答道。而后又笑了笑说：“问得迟总比不问强。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刚才我们俩都有些不好意思……”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她过去是父亲的妻子。她虽然没说，但我敢肯定。父亲在这幢黄色的旧房子里的时候很瘦，患失眠症。业余在函授学校学习。大概这个女人帮助过他……他是从这里上前线去的，后来又回到了这里。她给爸爸治过病……可是为什么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我呢？为什么呢？就是常常同我交换秘密的姥姥也没有说过。也许，她也什么都不知道吧？”
有一次，在我父母结婚纪念日那天，我曾听到爸爸为自己的初恋而干杯。也就是为妈妈……这么说，他没有爱过这个女人？
回到家里，姥姥正在读斯蒂文生或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这是姥姥所喜爱的作家），我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时候一个人的初恋是到后来才产生的呢？……一个人已经结婚了，可是他却不曾有过初恋……有这种事儿吗？”
“对不起，这种事儿我已经忘了。等爸爸回来——你问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