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 12 年里，他们二人成了公司历史上工作效率最高的合作搭档。他们具有互补性。郭思达是出生于古巴的化学工程师，他的家产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收充公；在衣阿华做过推销员的基奥曾经在奥马哈担当谈话节目主持人，而且他当时与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译注）合住一个公寓。郭思达好深思，少言寡语，风度翩翩，是一位商业哲学家；基奥爱在社交活动中出风头，比谁都能侃。郭思达喜欢坐在亚特兰大北大街公司总部顶楼的办公室里，在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伏案工作；基奥却喜爱四处周游，与客户推杯换盏，同瓶装厂过不去，取悦他的追随者。基奥喜欢抢镜头，谦逊的郭思达对此并无丝毫不快。他还按照大多数首席执行官的工资标准为基奥支付薪酬，对基奥赞不绝口。
从表面看两人关系是和睦的，他们分掌著公司，但在幕后，这些傲慢自负的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却存在著微妙的平衡。基奥与郭思达的当然继承人艾华士水火不容，这一点现在已为人所知。基奥总想从公司的大手笔中揽下更多的功劳，如创建规模最大的瓶装厂──可口可乐企业。而且郭思达绝不可能先于基奥得知某些消息，因为公司员工都在严格遵守一项“棒棒糖规则”，以确保（据公司的一名员工回忆）“如果你给了罗伯托一支棒棒糖，你最好也同样为唐准备一支”，而且要几乎同时这么做。可口可乐一位前高层领导喜欢这样描述基奥：“基奥的麻烦在于，他希望自己在每一场婚礼上都扮演新娘，在每一场葬礼上都充当逝者。”
郭思达 1997 年 10 月去世之后，公司内部的积怨很快便开始显现。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象地比喻成“玫瑰战争”──且把艾华士一方设想为约克家族，把基奥一方设想为兰开斯特家族。继位的首席执行官艾华士将兰开斯特家族的一些显贵放逐，对另一些人则加以遏制。他把公司中职位最高的黑人、高级副总裁卡尔?韦尔（Carl Ware）降了职。内维尔?艾斯戴尔（E. Neville Isdell）曾经是最有实力角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候选人之一，艾华士把他流放到英国担任一家瓶装厂的负责人。
艾华士晋升的时机实在是再糟糕不过了。是年夏天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可口可乐公司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整个瓶装企业的收入几乎陷于枯竭。可口可乐之所以享誉世界，是因为它的利润额一直能达到预期，但艾华士从继任的第一天起就遇到了困难。
不过，艾华士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应对迟钝。他的智商非常高，但情商却格外低。他出生于佐治亚州北部一个工厂工人的家庭，白手起家，性格固执，非常内向，凭借自己的智慧以及勤奋工作坐上了这个位子。据熟悉艾华士的人介绍，他对基奥张扬的做法极其厌恶，而且从未真正理解郭思达几乎天天与董事会成员闲聊的意义（艾华士拒绝就此发表评论）。没过多久，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艾华士得罪了欧洲当局、沃尔玛、迪斯尼等大客户的高管人员以及部分大型瓶装厂，其中包括可口可乐企业公司 [沃伦?巴菲特之子霍华德是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当他匆匆忙忙赶著去各处救火的时候，他渐渐疏远了与公司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但有一个人却始终与董事会来往密切，甚至在退休之后也不例外，那就是唐?基奥。
现在，你必须对基奥再有所了解。当基奥向你表示问候的时候，他会一面与你亲切握手，一面用他的左手托住你的肘部并将身体微微向你贴近，从中你既可以感受到基奥真诚的热情，同时也能察觉到从他身上散发出的威严。而且，基奥既能让你备感振奋，也可以让你感到惊恐。他魅力十足，有著明亮的双眼 和用不完的精力，外表和行为举止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他 1993 年从可口可乐公司退休后，来到赫伯特 艾伦的艾伦公司担任董事长，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艾伦公司的总部设在可口可乐公司位于纽约市第五大道 711 号的公司大厦里，这幢办公楼是原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大楼。从艾伦的办公室沿走廊一直往前走，就是基奥的办公室。
尽管当时在艾伦公司的工作看上去就像是给基奥的另一支棒棒糖──一个退休前的落脚之处，实际上基奥当时的年龄已经比可口可乐公司强制退休的年龄大了两岁。不过，基奥在艾伦公司的角色远不止是装点门面的闲职。在基奥的名片夹里有一批重量级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密友、曾与他在奥马哈做过邻居的沃伦?巴菲特，巴菲特于 1989 年进入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这与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相当，他凭借著手中持有的超过 8% 的股份成了可口可乐公司最大的股东。基奥以郭思达的顾问的身份继续出席董事会议──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郭思达去世。艾华士上任后拒绝与基奥续签顾问合同。
把基奥拒之门外是艾华士的失算之处，这次失误是致命的。当基奥为这位新晋升的首席执行官进言献策的时候，艾华士只给简短的回复，意在对这位前任高层敬而远之。对于基奥的盟友赫伯特 艾伦，艾华士多年来也未曾用心，反而与他作对，这就使事情变得更糟了。
赫伯特?艾伦身材消瘦，但很结实。他精力旺盛，性格很孤僻，但有魅力。他并不是艾伦公司的创始人，而是从自己的叔叔和父亲手中接过公司。但艾伦却通过提升自己在行业中的形象（他在爱达荷州阳光谷举办的年度媒体大会，已经成为工商界重量级人物的峰会）并在持股公司中积极活动，极大地抬高了公司的影响──公司的规模不太，但却声望远播。1977 年，当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因为伪造支票事件而陷于混乱的时候，艾伦公司大约持有该公司 7% 的股份。作为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董事，艾伦带领董事会驱逐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代之以证交会的律师费伊?文森特（Fay Vincent），文森特在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上学时与艾伦是同窗 [文森特是《财富》杂志出版人的母公司──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的董事]。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可口可乐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提出收购的时候，对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来说一切条件都再好不过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正是郭思达借以推动利润增长所需的手段，而且他也需要利用好莱坞制造声势，从而为解决可口可乐公司的问题赢得时间。郭思达为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并且让艾伦进入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会。此外，艾伦公司还成了可口可乐事实上的投资顾问，这就为该公司开辟了财源滚滚的新业务渠道。从 1982 年到 1989 年，艾伦公司每年从可口可乐公司赚到的钱从到 100 万到 3,000 万美元不等 [当 1989 年可口可乐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卖给索尼时，艾伦公司从中赚了 3,000 万美元]。
但是，当艾华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逐渐得势的时候，艾伦公司从可口可乐获得的收入出现明显下滑，到 1993 年时彻底枯竭，就在这一年基奥退休。艾华士甚至向外界透露，他正考虑出售位于第五大道 711 号的办公大厦。艾华士已没有机会这么做了。1999 年 12 月初，艾华士参加完为麦当劳叔叔之家（Ronald McDonald House）的慈善活动举行的董事会会议后，在芝加哥的一个飞机场遇见了前来迎接他的沃伦?巴菲特和赫伯特?艾伦，他们给了艾华士一记晴天霹雳。他们告诉艾华士，他们已经对他的领导才能失去了信心。
据熟知此次事件的人士介绍，艾华士当时以为他们二人代表了整个董事会的意见，因此同意退休。但在周日晚召开的董事会特别会议上，艾华士离职的消息震惊了董事会成员，他们纷纷询问艾华士是否身体不适，抑或是公司发生了什么灾难性的事件，而他们还被蒙在鼓里。他们甚至为艾华士在这样的危难关头弃职离开公司感到气愤。第二天清晨，艾华士离开了可口可乐公司，但压抑在董事会成员心头的不快却持续了数年。
接任首席执行官的是基奥这一派的人──杜达富。他在英国、瑞士以及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镇都有房产，在威廉斯镇，他住的地方与赫伯特 艾伦的住宅不远，二人过从甚密。可口可乐各公司之前几乎从未听说过杜达富。这位澳大利亚人当年 56 岁，1969 年开始担任公司的规划经理。在公司的 30 年里，他有一大半时间都是在亚洲度过的，其中包括在可口可乐日本公司担任总裁时的一段出色工作经历。日本是可口可乐在美国以外的最大市场。杜达富为人低调，谦恭谨慎。他不太善于交际，在面对媒体时表现得内向。不过，杜达富喜欢品尝葡萄酒，四处旅行，鉴赏艺术品，在可口可乐公司的高层领导人中间，他是为数不多肯为自己的业余爱好抽出时间的人。他当时一直打算退休，后来被人称为可口可乐的“意外当选的首席执行官”。
据一些直接向他汇报的人透露，杜达富在亚洲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部分原因在于其争取全体同意的工作作风及善于搞外交。但是，杜达富忍受不了冲突。公司的一名员工说：“他对斗争惟恐避之不及。他是个好人，但选他当首席执行官太糟糕了”（公司的一位女发言人说，杜达富不会接受采访，因为“你必须理解，我们正竭尽全力把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在努力保证这个地方免于崩溃”）。
杜达富在可口可乐工作的 30 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亚洲奔波，对于如何在亚特兰大主持公司大局，他丝毫没有头绪。在杜达富升任首席执行官后不久，据当时在公司总部 25 楼办公的一名员工介绍，公司里来了一位风水先生，对办公室的装修做了些改动。这位和尚重新摆放了电话，这样电话线的方向就不会搞错。此外，杜达富和其他两位高层人士的办公室内还摆放了实物大小的陶瓷公鸡。总部大厦外有四根旗杆，过去这里分别悬挂美国国旗、佐治亚州州旗、公司的旗帜以及当日到访佳宾（通常是公司的客户或瓶装厂商）的旗帜，但现在这些旗帜却被杜达富摘下了。伍德拉夫和郭思达均可以算得上是技巧娴熟的沟通者，这位新任首席执行官似乎根本未想到他这些姿态的影响。公司员工感到惊骇：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首席执行官不喜欢挂旗子，带来了一场文化革命（如果去托马斯理发店的话，汤米会说：“在杜达富的领导下，公司股价从 69 美元跌到了 36 美元。如果说这也是好运气，那我宁可一点也不要”）。
汤米是“大狗”的忠实拥护者。他说，基奥深深涉足公司事务，没什么可奇怪的。事实上，这完全有必要。杜达富需要的不只是好运气以及和睦的气氛，他还需要许多建议和指导，因此他很自然地向基奥求教。2001 年 3 月，杜达富告诉《财富》，他们二人几乎天天都要电话交谈。杜达富说：“能有人跟你说你愚蠢透顶，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基奥再次受到了董事会的热情欢迎（通常他会回避高级管理层的会议）。艾伦公司也重新开始为可口可乐出谋划策。2001 年，艾伦公司通过为可口可乐提供咨询所收取的费用达 350 万美元；2002 年艾伦公司收取的各种好处总计达 275 万美元，而去年艾伦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艾伦和基奥的儿子同为该公司的负责人）就收取了近 1,000 万美元。
为了快速解决问题，杜达富表现出了一位内部人士所说的“神奇的子弹思维”。没过几周，他便开始实施大规模的裁员计划，一下子削减了 5,200 个职位，旨在将成本降低到合理的程度，并且解决被外界人士普遍认为属於机构臃肿的问题。如今，公司承认对这次裁员计划的考虑有欠周详，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削减人头上，而不是帮助可口可乐公司明确战略。过去，艾华士的管理秘籍是“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运作”。而杜达富最先想到的却是“本土化思维，本土化运作”，从中也折射出他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历。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可口可乐的许多问题都应归咎于总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一位曾经为他工作过的经理说：“他打心眼里对亚特兰大方面不屑一顾。”
长期以来，可口可乐的运转一直有如一个复合的矩阵。尽管公司 70% 的营业额来自美国以外的 200 多个国家，但照管这一生命之火的人却坐镇公司总部，负责为广告、质量控制、公共关系、法律事务等制订标准，并积极予以维护。公司的一位前高层经理说：“除却体制和商标外，隐藏在这家全球化公司背后的天才还包括控制网络：公司总部的律师与基层的律师构成了矩阵──这一策略同样运用于金融、技术、市场营销和质量控制等领域。”在公司发展的黄金时期，战略家郭思达在公司总部开创并培植了这套严格的控制体系；而推销员基奥则忙于处理其他方面的事务。
与艾华士大量驱逐基奥的心腹干将一样，杜达富如今也铲除了艾华士的人。公司人员流动非常厉害。在过去四年半时间里，公司先后任用了两位营销部门负责人，两位欧洲市场负责人，还更换了负责北美、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市场的高级经理和人力资源部和法律事务部的高级主管。据熟悉杜达富和基奥的人士透露，杜达富在所有重大人事决定方面都征询基奥的意见。杜达富与基奥只产生过寥寥几次分歧，其中一次是杜达富提名杰克 斯塔尔（他是艾华士的人）担任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基奥表示反对。在一次公开的不信任投票中，斯塔尔没有被提拔进董事会。不久以后，公司的许多重要会议都不再让斯塔尔出席，其中包括在怀俄明州举办的一次关键性战略会议，而所有向他直接汇报的经理均出席了这次会议。斯塔尔随后投奔了露华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