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我觉得提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重新去思考我们的个人身体，国家这些大的问题，通过这些思考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方面我们要超越简单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的想象，然后把自己和国家、社区家庭更深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联系，也必须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间去联系。就是说我们也要超越原来狭隘的民族保护性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去面对世界。这两个方面如果结合起来，我觉得一种新的民族性格的塑造，一种新的中国观，一种新的中华认同，我觉得会慢慢地产生，所以我想，SARS既是我觉得一个严重的危机，对我们的社会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考验，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让这个社会重新获得一种思考自己的机会，可以停一下。比如我自己就在停下来了，这个生活本来是惯性地去滚动的，但突然停下来，怎么办？就需要重新去思考自己，你比如说我们的购物，本来是非常旷大超市。但是现在你可以发现，你不得不采取网上购物。你可以发现非接触经济，非接触文化出现了，那么这样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对于我们将来怎么样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治理方式，都是必须的。所以我想呢，对SARS的，后SARS时代开展的文化反思，我觉得仅仅是一个开头，我觉得还可以延续下去，就是说它会在很多层面上，长时间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些影响现在才刚刚露头。我觉得后SARS时代开始以后，这个过程会慢慢地显露出很多，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些隐而不显的后果，这些后果都会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植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这些思考我觉得，将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人：张教授讲得真是使我感觉到从另一个侧面，来体会到SARS是我们这一段生活的意义，文化的价值的一种碰击，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呢，给张老师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张老师能够解答。SARS时代出现了“村村防守”的这样一个格局，由此推演开去，会不会形成卫生警察体系，以及进一步形成卫生警察国家？
张颐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一方面SARS也证明了，卫生警察国家很难操作，这个还是技术上有困难，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不可能只有一种价值，比如说只有SARS，这个病，我们只是对付这个病，一个社会它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经济发展，它也是一个很高度的一个价值，那么经济发展，它就自然地要求开放的社会，那么这样的话，这些价值之间是互相冲突的，就是你可以发现，你一旦开放了，人口流动，那么带来SARS的机会就多，但是你如果不开放，那么SARS机会没有，可是你经济发展的机会也没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一个社会不得不去寻找在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平衡，过去我们可能太关注经济发展，觉得只要有经济发展，我们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我们发现，虽然我们有这么高的经济发展了，在SARS以前，我们九点几，第一个季度是那么好，但突然出现这个情况，我们觉得非常失望，非常痛苦，我觉得好多经理老板他们都讲，怎么这样的呢，我本来房子卖得那么好，第一季度看着欣欣向荣，怎么突然出这个事，我真倒霉呀，其实这个倒霉，恰恰就说明你的价值过于单一了，你把宝压在经济发展上太多了。可能这个SARS呢，不会形成卫生警察国家，但是起码让我们完善卫生体制的同时，珍爱我们的健康，可能这个方面会加强。
主持人：我估计这个朋友看过1984，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是形成一个集权体系来控制这个社会？
张颐武：我觉得倒也不可能出现，因为你的其它的价值会穿透这个SARS对你造成的局限。所以我想，就是说“1984”那个想法，它是一个极端的想法，它提供告诉我们要警惕这样一个社会出现，那么恰恰SARS是让我们注意到，我们过分地自由所带来危险的时候，我觉得让我们收回去一点儿，但是不可能回到一个集权的体制。因为任何一个人不愿意享有一个“1984”那样的，奥威尔那样的幻想梦魇般非常可怕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村正在运作抗非典战斗英雄纪念碑，您认为可行吗？
张颐武：我想村村抗非典纪念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确实非典时期出现了好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而且对于人类，对于我们自己，非典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纪念物出现。但是我觉得是不是需要每个村都有，这个确实值得考虑。
主持人：觉得哪个层面该有？
张颐武：我想这个社会会有一些纪念的方式，比如北京市它在这里面，过去作为首都，作为国家的中心，它突然遭到这么大的袭击。
主持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严重的疫区。
张颐武：对，严重的疫区，它现在是个严重的疫区，那么它应该是有纪念，比如广州那个发源地可能有纪念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村自为战，我们也不能发展到村村建纪念碑，那样占用土地太多。高度价值的土地，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就是总体上纪念这个事件，不可能是每个村都有。这个是这样的。
主持人：那我附带问一下，您觉得北大校园里面，会有些纪念性的东西出来？
张颐武：我想很难吧。
主持人：或者是精神上的一些纪念，文章这些东西？
张颐武：我想，我觉得在，比如说我们的网站上面，就可以出现纪念的专区，那么北大现在最近他们也要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讲北大的很多医院做了很多贡献。北大整体上抗非典的一本书要出版，叫做《非凡》，也要马上编辑出版了。现在已经编辑出版了，《非凡》。
主持人：《非凡》。
张颐武：就是说这个是非凡时期，非凡的人和事，《非凡》这本书马上要出版，所以这样各种形式的纪念我觉得肯定要有的，就是说后SARS时代，是我们既要缅怀在SARS时代，我觉得不仅仅是医护人员，我觉得那些被SARS所侵染的那些人，他们其实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比如说那些病人，他们承担的痛苦也非常大，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去考虑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无奈，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他得了病，他心里的那份焦灼，可能这方面的感同身受确实很难。所以我觉得在后SARS时代，我们怎么给这些人心里的安慰，让这些患者重新回到社会，让他们在社会中间，有更好的生活的前途，这可能是最大的挑战。
主持人：下面一个问题，是跟张老师本业有关系，抗SARS，所谓非典的诗词，最近网上流传了很多抗击非典的诗词，您怎么样看待这些诗词作品。您觉得他们能不能被列入中文系的教材。
张颐武：我觉得现在这个SARS。我觉得有很多新的文化形式，文学形式甚至被SARS充分发挥了。为什么？就像短信，短信这种形式，我觉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它里面出了很多非常有趣的精品，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人的创造力，集中在这个手机，那么点的屏幕上。
主持人：有些很有文学意味。
张颐武：非常有文学意味，我觉得这些东西，将来是会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材料，文化研究，文学研究重要的资料资源，我觉得肯定将来，会在文化的历史上写下一笔，因为这种新的文化形式，通过比如说SARS，短信原来经常是一些比如无伤大雅的笑话，甚至有一些个别庸俗无聊的，但是现在通过这个SARS呢，短信的文化，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通过人和人之间，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非接触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积淀下来的东西，而且也会给未来的文学或者文化提供一些新的增长点，所以我觉得短信的文化，短信的文学，比如SARS的时候，出现了很多诗歌，比如旧诗词，意外篡改一些诗词，我们改一些诗词，变成一些打油诗似地出来。
主持人：词新填。
张颐武：词新填。还有好多笑话什么的。这些东西一方面作为民间的文化，民间文艺，另一方面将来我们觉得，有一些很精彩的，很有趣的，那么它会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比如说短信的文学，短信诗、短小说、百字小说，会不会有这种发展？我觉得很可能，短信里面的那些笑话，也可能会有高度的文化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里面，新的文化形式，是值得文学研究者，乃至于像我们这些文学研究的专家，他必须要去关注的，因为这是一些新的文化的增长点，在SARS里面，我们在旧的文化得到改变的时候，也有一些新的文化的增长点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倒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主持人：您和您的助手有没有收集过这样一些？
张颐武：我们有些同学现在在专门做这个工作。他们搞了一些大全什么。他就想，就是已经搞出来一些大全，搜集了很多，短信发给他有趣的，他就把它弄在网上，然后他，比如自己有的，就弄在网上，他希望将来在我们，比如说我们研究讨论的时候，就觉得SARS其实给文化研究提供了非常多的课题，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课题，比如说短信文化，现在我们同学已经在搜集这些资料。
主持人：《北京青年报》和其它几个文化机关，正在联合评选这个事情。
张颐武：它也是留下一份历史的记录。然后给它一个很好的未来，对未来来说，我们也是一个文化史的记录，同时也可能有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孕育在其中，其实有的时候大灾难，大困扰，或者是大危机恰恰会诞生出很多，逼出很多新的文化形式，新的文化创造。那么短信原来是一个就是无伤大雅，茶余饭后的一种文化形式，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一个相对重要的，文化中心点，就是大家关注的中心点。就是阅读小说什么，你可能买还有技术上的困难。那么你马上阅读短信，就可以解决你的很多问题，而且很短的篇幅里面，你不得不做这种高难度的跳跃，确实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或者惊险的妙语处理，那么压缩在很小的形式下面的东西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
主持人：需要文学智慧。
张颐武：需要大量的文学智慧。
主持人：下面这个问题，是可能跟，下面这个问题，跟您刚才讲的个人身体有关系。这个网友说呢，自SARS以来，我特别特别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以至于现在得了洁癖。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才好。这算是文化上的进步，还是一个退步？
张颐武：这个也很可怕，这个也很麻烦，就是如果是过度地呵护自己的身体，造成跟社会不敢接触，然后对别人，对他人高度怀疑、紧张，这个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叫强迫性精神障碍，精神病这种东西。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以平常心看待身体，我们需要对身体呵护，就是说我们针对过去太不重视我们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地重视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其它的社会行为没有关注了的话，就是说我干脆不去做事，干脆不理人了，我封在家里了，这个也是非常可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适度地保护自己，同时适度地关爱他人的话，因为你恰恰保护自己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对别人也关爱，就是你让别人大家都注意，你才能注意，就是大家都适度注意了，这个就解决了。
张颐武：但是我倒是觉得，有些人这个危险性小，比如说过度的敏感他慢慢会放松。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些人可能过于不注意，在最危机的时候，他也不够注意，大大咧咧，这种人他也需要重新去反思，就是说你的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呀，这个对社会有高度价值，那怎么办？你说你一个咳嗽，一个喷嚏，就会造成不能设想的危险。
张颐武：那么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启发，就是将来我们怎么样设计一种体面的，自尊的，注意健康的，人和人之间保持适度距离的，但是又在心灵上互相沟通的文化，可能这个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非接触文化。
张颐武：对，非接触文化，身体非接触，心灵互相接触、沟通、交流的文化，可能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东西。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跟您刚才讲的信息传播有点关系。在SARS时期，这个网友说，在SARS时期呢，我经常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也看手机短信，但是经常发现信息的来源，和信息的说法都不一样，我不知道该相信谁。您刚才讲过，如果说政府信息发布，也作为一个文化体系有一个定制，就可能好一些。
张颐武：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一方面是，比如说政府，比如公开透明这是需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说，一个政府也不可能所有的信息，都公开透明，这个也是有条件，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有意思就是说，个人对于媒体的反思性，反思性地对待媒体，也不能说完全相信媒体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媒体很多，比如网络媒体，它几乎是匿名的，它几乎就不用负责，或者说很少负责，负责的程度比其它的媒体要少得多，比如中央电视台说一句话是要负责的，但是网友，一个网友，随便贴一个东西。
主持人：凤凰说话也是负责。
张颐武：凤凰当然，凤凰当然更是负责的，毫无疑问。但是你比如说一个网友贴个东西就很难说，但是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一个个人应该对媒体，现代社会有一个成熟的公民，他应该对媒体有鉴别力，有批判力，有反思力，就是这个要求虽然可能过高了，但是呢，毕竟一个人生活在这社会里面，你就发现信息爆炸，你需要有所选择，你需要非常冷静去判断，因为有些信息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有些信息经过思考，或者经过其它信息的对比，可以发现是不真实的。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个人哪，你自己对媒体还是应该有成熟的心态，不要一听他说，哇一下你就跳起来了，这种成熟性，一个个人的这种成熟性可能很重要，就是在现代的公民，我觉得有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