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主体立法
北大法学院副教授 甘培忠 2001年12月05日 17:24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欢迎光临世纪大讲堂。这本书呢，是我在北大法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学习过的一本书，书的作者是甘培忠，他是北大法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咱们中国人有一种喜悦，就是当你受到一个老师严格的训练之后，你长大成人了，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件事就是怎样迫害这位老师一把，今天我就把他请到咱们的演播室，让他给我们讲一个精彩的报告。这个精彩报告之前，我要跟他有一段的交谈，看我怎么琢磨他。好，有请甘教授上场。
甘培忠：你好。
主持人：请坐。
甘培忠：谢谢。
主持人：好，甘老师，刚才我已经说了，我是您的学生，现在我是主持人，您得受制于我。
甘培忠：您是我的老师。
主持人：对。我问什么问题，希望您尽量回答，但是给你一个权利，我所有的问题，您都可以不回答，但是如果都不回答，这节目也不好看。首先，问您一个大问题，您怎样评价自己这个人呢？
甘培忠：我是做学问还是很严谨，做人还是比较实在，基本上这两个方面。
主持人：做学问严谨，做人实在，那这两个加起来，就可以说您是一个好人。
甘培忠：好人，好人。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结束，还有一个我特别好奇的是，您是哪年生人？
甘培忠：1956年。
主持人：1956年，是零岁，1966年是10岁，1976岁20岁，1986年30岁，1996年40岁，再加上5年是45岁。可是，45岁，我看到很多北大法学院的教授，贺卫方先生啊，他们都是正教授了，可您是副教授啊？
甘培忠：我觉得（我是）副教授、（不是）正教授，可能我最近几年，研究的成果少一点，有一些时间可能放在社会实践方面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律师的业务，兼职律师。
主持人：据说，我们做电视人有一种经验，说你要做电视节目，跟法律着边，你要想请一位律师来非常困难，因为他挣钱挣骇了，按北京话说叫挣钱挣骇了，根本就不屑于去你电视台。
甘培忠：我不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您是愿意去电视台，挣钱没挣骇了？
甘培忠：我本来就不爱上电视台，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但是凤凰卫视我还是----因为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我觉得我受益很多。所以我把我这一点研究的一些成果，也可以贡献给大家，跟你们一个交流。
主持人：好，咱们从头再履一下您的履历。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北大？
甘培忠：我是1979年。
主持人：从什么地方？
甘培忠：从甘肃。
主持人：甘肃一个很富有的家庭？
甘培忠：一个很偏远的山区。
主持人：是一个什么样家庭的孩子？
甘培忠：什么样的家庭？农民嘛。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
主持人：您有兄弟姐妹吗？
甘培忠：有。
主持人：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
甘培忠：他们有的在做农民，有的在城市里面做官员，有的搞公司。
主持人：好，1979年考到北大，1983年毕业。就是我本科入学那一年，您都毕业了？
甘培忠：对。
主持人：毕业以后呢？
甘培忠：毕业以后我就留在学校，教书了。
主持人：教什么？
甘培忠：一开始教经济法，经济法概论，我落在经济法教研室，后来又做到企业法、公司法，我再花一些时间做破产法。主要是这三个方面，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
主持人：我了解了很多老师兄，他们都是在70年代末上大学以后，都会寻找一个机会继续上研究生。您上了吗？
甘培忠：我是在职读的硕士学位，是在1985年我开始读学位，然后到1989年1月份，拿的硕士学位。
主持人：方向是什么？
甘培忠：经济法。
主持人：还是经济法。具体把您的目光聚集在今天咱们要讲的题目上，“市场经济下的市场主体立法”，有这种研究的念头是什么时候？
甘培忠：应该是从1986年，差不多开始。
主持人：1986年，到1996年，15年了。
甘培忠：跟我的教学结合起来。
主持人：好，咱们现在就言归正传，闲话少说，归入正题，由您把您15年来研究的这么一个叫做“中国市场经济下的市场主体立法”，把这个报告带给大家。好，有请。
甘培忠：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同学好。我主要今天和大家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主体立法”，我想这个问题，我从三个方面做一个我自己的研究思路，跟大家有一个交流。
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对市场主体立法的基本要求”。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为市场主体立法，我们首先定位要定在企业制度上，企业是最主要的市场主体。现在我们从经济法的角度理解，也可以把国家、消费者、自然人都可以理解为是市场，一定程度上他都参与一个市场的运作，作为消费者，他也是市场的一个主体。但是，我们的研究从商法的角度来看，生产者、经商的这些组织，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规制，来探讨。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探讨的市场主体立法，这个问题本身也是跟我们的企业改革是演绎过来的一个问题。
我们最早的时候搞企业改革，有成功的地方，有不成功的地方，后来我们在进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后，中国大致上的改革，就是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说国有企业，原来叫国营企业，后来叫全民所有制企业，经历了十多年，11年的改革，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死胡同，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也采取了不少的措施，比如说调整一下企业和国家的分配关系，最原始的一个起步点，就是给企业放权让利，后来采取的其他制度上的一些安排，比如说承包、租赁，田纪云做副总理的时候，搞过二步利改税的改革。但是，没有一个措施是被比较长久的能够肯定下来的，为什么要否定前面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它不成功的地方要大于它成功的地方，那么就采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那么到90年代的时候，国有企业改革深层次的矛盾全部暴露出来，而且我觉得它是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它有它自身的很多弊端。然后再回过头去看，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怎么改，怎样想搞活它，都搞不活它，它有固有的一些问题在里面。我在外面讲课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活？不是因为它的人浮于事，不是它资产关系不清等等问题，关键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从来都是由私人资本做的，所以它的问题在这里面。
那么，从国有企业的正面谈起，国家调动那么多的资源，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去搞活他，还是有问题，到了今天，他们也意识到，我们整个上市公司里面，国有股占大头的，几乎没有一家企业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关联交易啊、大股东欺负小股东啊、圈钱、热钱。企业挣钱，大股东挣钱从哪里挣呢？是挣股民的钱，而不是从市场上挣了钱去分给股民，大股东欺负小股东，就是大股东挣了钱，那么这是很不规范的，谁带来的？还是国有企业。
话题回到90年代，从反面的角度来讲，中国市场主体的立法，不可能单纯从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得出来，它只能有一个反面的作用。那么，这样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同时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的一些政策，还是对国有企业有一些偏袒，有一个照顾，比如说给一个经营的许可，这种行业我就只允许国营企业进入，其他企业不让进入。那么强大起来的私营经济已经提出了一些要求，要求政府要淡出直接干预市场的作用，你要做规范的立法给我们，然后对国有企业的照顾，恐怕也要适当的减下来。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立法的部门，中国的政府，法律的工作者，各类工作者，包括专家、学者等等所讨论的问题，大家就要承担起中国市场主体立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么，我们从总体来说，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对我们的市场主体立法，这样一个平台上应该有若干个要求。我觉得第一个要求，就是市场主体的立法要规范化，规范就是整个经济运行的一个生命线，是一个规则的东西，那么如果你不规范，那么就不成方圆。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就是市场主体的立法要有透明度。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通过政府直接干预到企业的行为，干预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内部有很多的文件，我可以这样说，我搞企业法、我搞公司法，若干个部门所发的文件，我要一不操心都不知道，甚至有的文件，就是内部文件，而且文件上打上绝密、机密，那么它内容上涉及到什么呢？它不是其他的东西，它涉及的是企业的制度。
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市场主体的立法，应当跟国际----现在因为经济全球化，中国发展方向也很明确，是要接轨。那么一体化的情况下，我们要上我们的市场主体的制度，要跟国外的相关制度接轨，我们要看到跟谁接轨，有一个跟谁接轨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跟比如说北朝鲜接轨吗？我们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跟古巴去接轨，我们所接轨的目标都很确定，这个轨道已经建造了将近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轨道跟它衔接起来，这个轨道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的商事、商业的法律制度、投资的法律制度、贸易管制。
所以，你要公司法、企业法它本身属于商法属性的话，商法一定程度上来说，在现代社会，还被认为是一个国内法，它还不是完全的（国际法）。欧盟、欧洲国家制定了统一的公司法，但是我们亚洲国家，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基本上把公司法、企业法还看成是一个国内法的渊源，但是问题是你的国内法跟他的国内法，相互能够有一个结合的地方，如果我们完全是人家拿过来的是一个公司法，我们拿出来一个集体所有制条例，那么在两种类型的法律调控下的企业行为，这两个企业打交道是很困难的，人家就不认识你，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搞不清楚，所以我们说，接轨就要造就一个市场主体的立法，也跟规范性是一样的，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第四个方面的要求，就是企业市场主体立法的标准，我个人认为，它就是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可以这么说，是企业法律形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么什么叫企业法律形式呢？企业法律形式是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它是指不同的企业，按照不同的法律标准，一定是法律的标准，不是经济上的，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也不是地理上的，城乡的这种标准，或者规模上的，有大企业有小企业，但是我们探讨的是法律上的标准，那么这种法律的标准，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决定企业的法律地位，企业有什么样的特定的地位，投资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说，企业法律形式就是制定其市场主体立法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么，当然，我们社会里现在还有一些其他标准立的法，你们也知道中国关于企业的文化是很发达的，我们有全民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外商投资的三种企业，然后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企业，我们经常还会看到皮包公司，还有行政性公司了，过去的老国营企业在那里，这么多的企业形态，还有股份合作制这种企业，这么多的叫企业的组织存在，很多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有相应的法律已经做了规定，那么哪个东西是我们未来社会改革方向所选择的，哪个是要淘汰的？那么我想，唯一能选择的就是按照法律形式来立法的这样的企业立法，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主体立法，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几百年就管下去了，那么别的法律，要逐渐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就要淘汰掉了。
第五个要求，这个问题也是跟我们国家的环境要吻合的，就是说我们国家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个，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了，几百年了，那么它的企业制度也是一步一步演化的。在中国古代也有相应的企业，也并不是没有，但是我们的商法是不发达的，中国古代是刑法、民法是合体的，民法也没有发展到认识企业。我跟学生们讲，我说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厂”的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企业，明代有厂，就是东厂、西厂，它是特务组织，所以我们古代有什么？有铺子，有没有？有酒私，还有什么“悦来客栈”，这些东西，都有，这都是小规模的企业形态。但是，公司企业在中国的成立就很晚了，大概也就一百年左右的历史，清末的时候，才有这个（情况）。
第二个问题，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按照我刚才所讲的企业法律形式这样一个标准，中国应该的有几种形态的企业。因为公司，你到泰国去看，泰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公司，在香港有香港不同种类的公司，那么都不一样，我们国家建什么样的公司，有什么样的企业，这个立支点在哪里？我想把几种企业形态的情况，简单的做一个评价。
一个我想说的，我们首先有一个立足点，考察这个企业制度，这个商事的商主体法律制度的时候，我们一定立足于自然人，从来历史上都是自然人创办企业，最早的企业可能产生于几千年以前，就是人类刚刚有社会分工的时候，专业化的生产已经出现，他把他生产出来的某种东西叫做商品的时候，这就是第一个最早的企业。那么，这个时候，去卖的，那么他搞了一个铁匠铺，这种就是最简单的企业，往往把投资者，就是作为一个老板，和作为一个职业的选择，是结合起来的，因为我搞一个铁匠铺子，或者我蒸包子，包子铺，那么我做包子厨师，可能就是我，管理者也是我，老板也是我，他职业的选择和他谋生的道路是一体的，我们把它叫手工工场。那么，后来比如说规模搞大了，一个人搞不起来，或者有些项目本身是靠个人难以做的，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包子铺，做一个铁匠铺，但是你要做一个陶瓷的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个人所有的资金可能就不够了，那他要联合邻里的其他人，那么形成一个合伙形态的企业，那么，从来都是个人投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