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去就多叫上几个人了，带个长杠子，先绑在木头电杆上，横着象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线也断了电杆子也倒了，再拿锯子把电线杆锯成两截丢掉。哼！我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鬼子开来摩托车，看看不行，回去，第二天，又开来大汽车，忙乎好一阵，把新电杆埋上、电话线都接上。得，刘大爷晚上还得再去。
再去就得再动脑筋了，叫上几个人，还是忙着锯电杆、割电线。刘大爷自己不干那个了，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天亮鬼子又来了，忙乎了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张贴布告、散发传单。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各地方政府组织以及军分区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材料却不同，那都是根据地的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有些传单（比如《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传单，就以为八路军主力出动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各种活动就方便多了。
贴布告是越贴越胆大，一开始是在乡村集市、城外公路电杆上贴，后来就贴进了城，把传单撒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当然是斥侯兵的工作，但也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刘大爷他们都是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还从没有出过事。
有时候也穿着军装贴布告。39年，刘大爷有次去鲁西的东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布告还剩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伪军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刘大爷当然同意。地方干部又找了张纸，写了个顺口溜，那是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民谣，意思是这老家伙很坏，不得好死。刘大爷带上这些，穿戴整齐、全副武装，就奔恶霸家大院去了。
骑马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大爷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接着把布告和顺口溜都贴在门上。然后，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对抗日根据地而言，骑兵真是个奢侈的兵种，人吃马嚼的，花费很大。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可不行，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弱了，特别是在经过激烈的运动作战之后，如果没能及时调养，军马还容易带伤。战马使残了，最终吃亏的是部队。
当时，骑兵团全团四个连、四百多匹军马，每天消耗的粮草在三千斤左右。只要在一个村庄驻营两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群众负担真的很重。
（所以，马甲我对《亮剑》里的李云龙很怀疑，他以一个独立团的力量，在贫穷的华北游击区，怎么可能养得起骑兵连。要知道，那时侯的所谓独立团，不过是二类基干团的代名词，活动范围并不大）。
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不能一味地增加根据地群众的供给压力，因此，骑兵团必须向各地征粮征税。
从38年开始，共产党在冀鲁豫地区努力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部队带着委派的县长、县委书记寻机出击，由八路军先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如果日后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回来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多来几支人马，多驻扎一阵，“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做工作，并且，征收税、粮。
征收税粮也不是容易的事。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地方杂牌武装，地方豪强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他们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不久，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后来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顽军），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却都是指着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都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土匪的欺压，也确实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要征收粮税，不仅必须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骑兵团的征收税粮工作主要是由斥侯兵完成的。说实话，刘大爷最头疼这项任务，用他的话说“收粮款，就象光屁股打狼——不要脸、不要命，是个胆大不害臊的活”。刘大爷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当面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领导还要求刘大爷练习口才，他于是跑到高粱地里，把应该说的话都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到地方，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人家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从此以后，说话的事交给别人了，刘大爷只负责写字。
刘大爷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土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他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征走了。工作队长说不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告诉刘大爷“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大爷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刘大爷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伪保长征来的粮食都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于是，八路军装车运粮，民运干事发动群众都来分粮。老百姓高兴了，有人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老百姓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开展征粮工作就要和敌人争时间，这么争来争去，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39年麦收的时候，刘大爷和二十多个战士跟着副团长徐国夫出任务，半道碰到个来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日伪军出动七辆卡车，要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场上呢。徐团长一听，马上派人回团部，叫各部队迅速去各村帮助老乡抢收抢藏，他自己则带着刘大爷他们立即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副团长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好一会，敌人汽车来了，八路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车打趴下，后面的车也全堵住了。日本人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团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
等敌人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百姓对鬼子汉奸们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出动了，派部分力量配合民兵在公路沿线设伏干扰，主要兵力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一排排冲过去，赫！那可真象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便宜过，特别是伪军汉奸，最怕骑兵队了。
刘大爷记得，有一年，他参加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么？
刘大爷的第一匹战马，名叫“公鸡”，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到天亮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象公鸡一样。所以，每当刘大爷清晨出任务，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战友，刘大爷以后的战马就都叫做“公鸡”。
骑兵团战马的名字五花八门，最多的当然是白云、火龙、闪电、狂风、豹子、老虎之类，也有叫“大掌柜”、“小秀才”的。四连长韩永正，外号“韩猛子”（战斗英雄，1942年牺牲），他的战马也叫猛子，打仗时喊一声“猛子！”，人和马一起来精神。
战马“公鸡”也立过功。
40年初，冀南、冀中、冀鲁豫军区组织17个团打叛军石友三，战役开始没多久，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那时侯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经常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
最小的电台是2.5瓦的，发报机高压180伏，要用120节电池串联，收报机45伏，要30节。你想，一部2.5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150节电池，那最常用的15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城里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化了），以及连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几个临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大爷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战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马都快累倒了。团里给刘大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由部队出钱出粮，退役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战马牺牲了，还要建“功臣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它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刘大爷把花取下来。
斥侯兵胆大心细，见多识广，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所以每当骑兵团配合步兵团打大仗，就需要斥侯骑兵发挥作用。用刘大爷的话说，就是“我们满战场转，哪个部队打得怎么样，我们最清楚”。
40年讨伐石友三的战役从2月到7月，打了差不多小半年，到后来石友三、石友信让高树勋他们给弄死了，才算告一段落。这期间，一二九师骑兵团主要担任战役的机动力量，刘大爷则被编入通讯队，在骑兵团与宋任穷、陈再道和新四旅徐深吉旅长之间来回跑。
按说八路军各团、营单位也都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出动的大仗来，通信兵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骑兵予以协助。
骑兵通讯队的任务之一乘马通信。打仗时，大家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为抓紧时间，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骑兵要保护通信人员。一般的作法是，骑兵事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工，送信的通信员和参谋可以换来换去，但固定的线路仍由固定的骑兵小组护送。这样能更加熟悉沿途环境，知道各部队驻地和部队领导住所，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斗中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发生。有天晚上刘大爷和通信员去七七一团送信，他们团部刚移动了驻地，刘大爷也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夜里跑了几小时，觉得到地方了，看见个村子，村口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连马也没停就过去了。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侯，部队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刘大爷他们俩一直走到马灯前面，看见守门的兵了，才发觉——不对呀！赶紧叫一声“快跑”，打马就从村子另一头冲出去了，真够悬的。
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术语也就听不懂说不明白（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气得要命。
除了乘马通信，骑兵通讯队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乘骑侦察通讯。
石友三这家伙，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打着抗日旗号的。共产党开展统战，他表现得挺热情；接着国民党和他联系，他又靠上老蒋；后来日本人也找他，他就让石友信去当“皇协军”。这小子本来是希望到处占便宜，没想到牌没打好，弄得三家都不待见他。结果是八路打石友三，国军不管；国军打他，八路也看热闹，三两下，老石兄弟俩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