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大批被选中担任要职的才俊之士。在组织联合政府时，首相在考虑各党中由谁
来担任分配给该党的职务时必须充分尊重各党领袖的意愿。我主要是依据这一原则
行事的。如果有谁本该获得更好的职位，却由于他们党权威人士的意见而只能作罢，
或者即使不顾那些意见也未被选上，我只能在此表示遗憾了。不过总的来说，这样
的难题并不很多。
说到克莱门特·艾德礼，他是一个颇具战争经验并深谙下院工作的同僚。我们
之间惟一的分歧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但这一分歧很快就被抛在一边，因为战争
要求个人完全服从于国家。在整个联合政府期间，我们一起工作得非常融洽，彼此
信任。阿瑟·格林伍德先生则是一位既有胆识又有见识的顾问，也是一位乐于助人
的好朋友。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对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颇感为
难，因为他的追随者感到他应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又违反了战时内阁
小型化的原则。因此我建议，凡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或涉及党派团结的事情时，便
请他出席战时内阁。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早在1916年我于朴罗格斯提特(“瓶塞大
街”)统率皇家第六苏格兰火枪团时，他便担任我的副手。他本人也渴望参与我为他
保留的众多活动。经过一再磋商，这一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至于欧内斯特·贝文先
生，我是在战争初期因设法缓解海军部对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相识的，在他加
入内阁出任极重要的劳工大臣之前，必须同运输和工人总工会协商，因为他是该会
的秘书长。这件事花费了二三天时间，但非常值得。这个全英最大的工会一致同意
由贝文出任该职，并且坚定地支持他长达5年之久，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最大的麻烦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我本人相信他能作出杰出贡献。根据
我在上次大战中的经验，我决定将飞机供应和设计从空军部分离出来，由他担任飞
机生产大臣。他起先似乎不大情愿；空军部当然也不愿将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还有
其他阻力妨碍他的这一任命。然而我确信我们的生存取决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
生产；我需要他的勃勃生机和旺盛精力，因此我坚持己见。
遵照议会与报界发表的主导意见，战时内阁必须小型化。因此我开始只要5名成
员，其中只有外交大臣一人管辖一个部。这些成员自然是当时主要政党中的政治家。
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必须经常出席；随着时间的推移，“经
常出席”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所有的责任都由5名战时内阁大臣承担。如果我们没打
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有这5个人。其余的人即便要受处分
的话，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制定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们所在部门的失职。除了战时内
阁外，任何人都可以说：“我不能对此负责。”政策重担由更高一级来承担，这在
即将来临的日子里打消了许多人的种种顾虑。
①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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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长期政治生涯中，我曾担任过许多政府要职，但我欣然认为此刻落在我
身上的重担最令我兴奋。权力，如果是凌驾于同胞之上作威作福或用来满足个人的
虚荣心，那就是卑鄙的。但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清楚应发布何
种命令时，执掌权力就是一种荣幸。在任何活动领域中，第一号职位与第二号、第
三号、第四号职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一号人物的职责和问题与所有其他人截然
不同，而且在许多方面难度更大。当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
或政策时，那往往是一种不幸，因为他不仅要考虑政策的优劣，而且须揣度上级的
意旨；不仅要考虑提出什么意见，而且要想到以他的地位提出哪些意见才算恰当；
不仅要考虑该做什么，而且要思索怎样才能使人情服、怎样才能付诸实施。此外，
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还得考虑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人物的意见，或许还得考虑
内阁以外某个要人——第二十号人物的意图。每个人都雄心勃勃，倒并非为了达到
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赢得荣誉。有些观点往往可能是正确的，且好些观点是颇有
见地的。我就曾于1915年在达达尼尔海峡因此而吃过一次大亏；当时作为一个下级，
我却试图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一败涂地。进行这样的冒
险往往是不明智的；这一教训对我个性的影响极其深刻。
位居首脑地位，情况就简单多了。一位公认的领袖只要确信怎么做最好使可以
放手去做，或至少可以决定该如何去做。人们对于一号人物的忠诚是绝对的。如果
他跌倒就会有人将他扶起；如果他犯错误就会有人为他掩饰；如果他睡着就会有人
不让别人随意打扰他；如果他实在无能就罢他的官，但最后这种极端手段是不能每
天执行的，尤其不可能在他刚刚当选的日子里就执行。
作战指挥机构的根本变化在于注重实际而非表面。拿破仑说：“宪法应当简洁
而措辞含糊。”现有的机构原封未动，连人员也未作调整。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
委员会起初还和过去一样每天碰头。在英王的批准下我自己兼任国防大臣，这并未
对法律或宪法作任何改变。我很谨慎地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也未向
国王和议会要求特权。不过大家都明白和接受的一点是：在战时内阁和下院的支持
下，由我全面指挥战争。我接任后的关键变化在于由一位未授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
监督和指挥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由于这位国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这一职位
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任免所有军事和行政人员的大权。就这样，三军参谋长委
员会在与政府行政首脑的日常直接接触中第一次获得了应有的适当地位，并在与首
脑取得一致阶情况下全盘控制战争和武装部队的指挥工作。
海军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的地位形式上虽说未变，实际上却深受影响。
他们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尽管他们仍对各自的部
门负全部责任，但他们很快且不知不觉地便不再担负制定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
挥工作了，这些工作改由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当然它们能得到战时内阁的认可。海陆空三军大臣都是我为三军挑选的既能干又可
靠的人，他们办事不拘形式，组织并管理日益壮大的军队，以英国人干净利落、讲
求实效的方式尽量帮助大家。由于他们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并能经常与我接触，
所以能够了解全盘情况。他们的专职部下，即各军参谋长，与他们讨论一切，极其
尊重他们，但对于作战总指挥，他们是忠实服从的，侵犯权力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在这个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不久便掌握在少数几
个人的手里；过去显得困难重重的事情现在变得异常简单——当然，此事在希特勒
又另当别论。尽管局势动荡不安，尽管我们得忍受许多灾难，但这个指挥机构几乎
是在自动地工作，我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一切计划总能迅速地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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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峡彼岸正进行着一场恶战，读者无疑急于了解那边的战况，但是在此刻
我有必要描述一下我自当权之日起就拟订并执行的处理军事和其他事务的制度和方
式。我坚决主张用书面形式处理公务。毫无疑问，事后检查起来，在事务紧迫的情
况下随时写下来的东西难免不符合事实或难以实现，但我却甘愿冒险这么做。除了
事关军事纪律，我总觉得发表意见或意图要比发布命令更好。然而，由法定政府首
脑兼专门负责国防的大臣亲自发出的书面指示，尽管不是形式上的命令，却在很大
程度上往往能付诸行动。
为了确保我的名字不被滥用，我在7月的危急时期发出了以下备忘录：
我发出的一切指示概以书面形式，或事后立即以书面加以确定。有关
国防问题，一切被认为是由我决定的事，除非有案可稽，否则我概不负责。
希望大家都记住这一点。
每天早晨8点左右，我一醒来便阅读各种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三
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这些备忘录和指示就陆续打印出
来，即刻交给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
他每天清早都来见我，这样他在10点30分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会面时便有许多
书面材料带给他们，于是他们在讨论总的局势时便会充分考虑我的意见。故此，在
下午3—5点之间，除非我们之间有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磋商，一整批由我或各参谋长
签发的经过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准备好了，这样常常能解决那些需要当机立断
的事情了。
在全面战争中，军事和非军事问题很难划分明确的界线。军事人员和战时内阁
人员之间所以没有发生摩擦，主要得益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的为
人。这位前桂冠诗人①之子，不仅才智过人、永不言倦，而且颇具影响力和个人魅
力，在他的个性中没有“嫉妒”二字。他最关心的是战时内阁秘书处作为一个整体
应尽最大努力服务于首相和战对内阁。他从未考虑自己的个人地位，秘书处的行政
人员和军事人员也从未搬弄是非，发生龃龉。
遇到较大的问题或意见分歧时，我便召开战时国防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最初
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大臣组成，并由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这
些正式会议自1941年后便逐年减少。②由于政府机构开始运转自如，我便据此得出
一个结论：由三军参谋长出席的战时内阁日常会议不再需要了。我最终想出了一个
办法，即后来我们所谓的“星期一内阁检阅会”。每逢星期一都有一个较大规模的
聚会——战时内阁全体成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
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大臣全都参加。会上每个参谋
长逐一汇报过去7天内发生的一切；接着，由外交大臣讲述外交事务的重要事态发展。
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战时内阁单独开会，一切需要决定的重大事情都摆到会上讨
论。其他大臣主要在讨论与各自主管的有关问题时才出席会议。战时内阁阁员不仅
要传阅有关战争的所有文件，而且得阅读我所发出的所有重要电报。随着信任程度
的日益加深，战时内阁不再过多地干预具体的作战活动了，尽管他们仍然对战事密
切关注并充分了解。战时内阁几乎替我承担了内政与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我腾
出手来，集中精力处理主要问题。关于所有未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总是及时与他
们商量；尽管他们对有关战争问题总是认真考虑，他们却常常要求不要告诉他们具
体日期和详情，甚至有几次我正要告诉他们时，他们却阻止了我。
①指罗伯特·布里奇斯。
②国防委员会在1940年开会40次，1941年76次，1942年20次，1943年14次，19
44年10次。——原注
我从未打算将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这样做需要有立法手续，而我
所描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多通过个人的美好意愿自行得到了解决——就不得
不经过不合时宜的立宪讨论后方能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统率下，战时内阁设立
了秘书处军事组来开展工作，这个小组前身是战前的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军事
组由伊斯梅将军领导，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有一批从三
军特别选拔出来的年轻军官，该军事组因此成为国防大臣办公室的参谋处。我对这
个组的成员非常感激。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
军衔和名望不断提高，但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调换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
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换人员对连续高效地处理事务相当不利。
经过早期的人事变动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
空军参谋长纽沃尔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其职务便由一致看好的空军名
将波特尔元帅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与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
德将军职位的是约翰·迪尔爵士，他在1941年12月陪同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
任帝国总参谋长，随后我任命他担任我与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
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我方代表团团长。他和美国防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私交
成为我们一切事务中宝贵的纽带。两年后，他因公殉职，光荣地获难安葬在阿林顿
公墓——这个烈士陵园此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土兵的。继迪尔爵士之后，艾伦·
布鲁克爵士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与我共事直到大战结束。
自1941年起，大约有4年的时间——其中最初的日子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度过
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中，只是由于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才有过
一次人事变动。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纪录。罗斯福总统在他自己
的圈子里也达到了同等程度的稳定。美国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上将和
阿诺德将军，后来又加上海军上将莱希——从美国参战之初便在一起共事，并且从
未变动其职。由于我国与美国当时组建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以人员稳定对大家
都很有好处。同盟国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是闻所未闻的。
我不能说在我们内部从未发生过意见分歧，但我和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