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西最喜欢听寡妇露易莎·吉奈尼讲述故事。在所有的蒙塔尔故事讲述人中，她知道的故事最多（这本集子中有三分之一的故事出自她之口）。她的想象力丰富，但她的表达能力却跟别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尼罗西在重述时用了许多新鲜词汇，其目的是显示蒙塔尔人讲意大利语时的特殊地方色彩）这是一种粗犷、激烈、难以听懂的托斯卡纳方言。对于大多数其他的故事，我的任务是多少给予增添一些文采，而在改写尼西西的故事时，我却不得不冲淡些地方色彩，其结果是故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对我来说，用与现代意大利语相类似的方言来重述托斯卡纳民间故事，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难处理的是约十五则从尼罗西的集弓中选出来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很美，而且有奇特的风格。然而，在改写皮特里所收集的西西里民间故事时，故事越优美，我的任务就越轻松；翻译时，我按行文需要，有时直译，有时意译。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托斯卡纳和西西里民间故事，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是第一流的。仅次于这两者的是威尼斯民间故事，或者说，是用威尼斯方言写成的所有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对梦幻世界的独特见解。这儿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多曼尼柯·乔赛普·伯诺尼，他在1873、1875和1893年出版的几个威尼斯民间故事小册子，以清晰和富有诗意著称；虽然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它们总使人联想起威尼斯的天空、阳光，以及大海、运河、航运、船只和地中海的风光，读者从中体验到浓郁的水乡气息。伯诺尼没有提及故事讲述人的名字，我们也无从得知他对原故事的忠实程度。但是，在那优美柔和的方言里有一种和谐的旋律，它成了各篇民间故事的基调。我从他的集子里选了七篇故事（即本书从第二十九篇《三个干瘪老太婆》至第三十五篇《看不见的爷爷》），希望原文的风格能在我的译文中反映出来。
在同一时期，卡略里纳·科洛奈迪-伯蒂于1874年编了一部第一流的波洛尼亚民间故事集。这本用方言写成的集子妙趣横生，故事构思周密，叙述完整，幻景与现实风光交相映辉。尽管故事讲述人的名字在书中没有提及，但读者仍感到一个女性的存在，她时而多愁善感，时而意气风发。
在吉杰·扎纳佐1907年出版的罗马地区民间故事集中，讲故事成了展示词藻的借口，它的语言俏皮并富有联想，读起来耐人寻味。
阿布鲁齐地区的人以两部精美的民间故事集而自豪：其中一部是金纳鲁·芬尼莫尔所收集的两卷民间故事。芬尼莫尔是位教师兼医生，他从各地收集用方言讲述的故事，并以精确的语言记录下来，其中偶尔流露出一丝忧郁的诗意。另一部阿布鲁齐地区的民间故事集是由邓南遮[31]的朋友、考古学家安东尼奥·迪尼诺编选的。他用意大利语将定们改写成短故事，并辅之以短小的方言民谣迭句，形式幽默，活泼生动。但这种方法的价值从科学角度来看是值得怀疑的，我本人也有这种感觉。然而，书中有不少带讽刺性和幽默感的稀奇故事，尽管其中有些来自《一千零一夜》（见本书第一一四篇《驼背、歪脖、跛脚的人》）。
在皮特罗·佩里扎瑞编选的《玛格利地区的童话与民歌》一书里，我读到八篇最好的故事，它们均以阿普利亚方言写成。故事内容虽落俗套，但措辞巧妙，以风格生动活泼、奇异别致取胜。这些故事给人的印象是：这种风格是当地方言的自然产物。在这方面，这些故事与佳作《五个淘气鬼》类似，后者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巴塞尔的《五日谈》中找到。
在卡拉布里亚（主要在帕尔米村），博学的历史作家莱特里奥·迪弗郎查编选了一部《卡拉布里亚童话和短篇故事集》，此书于1929年和1931年出版，其中附有意大利有史以来最完整和最精确的注释。作者提到了一些杰出的故事讲述人，其中一位名叫安南扎塔·帕勒莫。卡拉布里亚民间故事里显示了绚丽多彩和丰富复杂的想象，但其情节的逻辑性却往往难以驾驭，读后使人疑窦丛生。
意大利民间故事的特点
有谁能谈论意大利民间故事呢？难道民间故事的研究就非得从遥远的时代，非得从史前、从古地质时代的角度来考察不成吗？
我认为，这门研究民间故事和原始社会习俗之间关系的学科，已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普罗坡的《俄国童话溯源》就是一例。民间故事的渊源往往能在这些社会习俗中找到，但在这一结论以外，仍有不少问题无从解答。民间故事的产生和发展，真如多源说的支持者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相似现象吗？考虑到某些类型故事的复杂性，那种解释似乎过于简单。民族学能解释世界上每个故事的主题和叙述结构吗？显然不能。因此，除了民间故事的起源问题外，每个民间故事在某个历史时期内的生存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讲故事是种娱乐，它们意味着将故事由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其传播途径常采用书面形式，直至在整个区域广为流传，至今盛行不衰。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大多数类型的民间故事已通过模仿民间传说主题的民谣和民间诗，在托斯卡纳产生和传播。民谣自身有着与民间故事不同的历史，但两者却也有共同的地方：民谣从民间故事中吸取主题，又进而改造了故事，使其主题符合自己的需要。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免把民间故事搞得过份“中世纪化”。民族学认为必须将故事情节与产生它的浪漫背景区分开来。它使我们习惯于把城堡看成举行狩猎仪式的小屋，把公主看作奉献给龙的祭品以求得风调雨顺，将术士看作部族的男巫。此外，只要浏览一下任何忠实于口头传说的民间故事集，我们就能理解人们（即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们，这些既不熟悉儿童读物的插图，也没听说过迪斯尼[32]的《白雪公主》）为何不能象在我们看来很自然的形象那样来看待民间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描写往往过于简单，所用的词汇很一般化。意大利民间故事讲述的背景往往是宫殿，而不是城堡。它很少用王子或公主这样的词，而是把他们称作国王的儿子、女儿。超自然的怪物的名字，例如恶魔或女巫，则来自来地区古老的异教传说。它们的名字之所以无严格区分，不仅在于方言的多样性——例如，在皮埃蒙特，masca（女巫）一词在西西里成了mamma-draga（母龙）；在罗马尼阿，om salbadgb（野人）一词在波格利亚方言里则成了nanni-orcu（妖魔）——而且还有某种方言内部固有的混乱；例如在托斯卡纳方言中，mago（术士）和draga（龙）常常混淆，并可互换使用。
然而，在流行故事里总充盈着强烈而持久的中世纪气息。它们不是讲述为赢得公主青睐而举行的比武，就是描述骑士的丰功伟绩或魔鬼以及被歪曲的宗教故事。因此，我们必须将民间故事和骑士史诗之间的渗透期，作为民间传说发展史中一个主要现象来研究，其中骑士史诗可能起源于哥特人的法兰西，它的影响通过民间史诗传入意大利。这种在阿普列尤斯时代受到古希腊神话熏陶的意大利多神文化，最终受到了中世纪封建和骑士制度和伦理和信仰的影响。
在某个时候，这种混合又强烈地受到东方文化的种意象和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意大利南部开始的。那时，意大利与回教徒和土耳其人的接触和争斗达到了高潮。在我收集的无数航海故事中，读者会看到把世界区分为基督教和穆斯林两大部分的观点，在当时取代了以往民间故事出现的那种模糊的地理观念。民间故事表现主题常以不同性质的社会为外衣。在西方，封建意识占主导地位（尽管某些南方故事也带上了一些十九世纪英国勋爵的色彩），而在东方，阿拉丁或阿里巴巴[33]之类以命运为主题的中产阶级民间故事则占有绝对优势。
在一些不多见的故事里，有这么一则故事（根据司蒂斯·汤普逊[34]的独特见解，它可能产生于意大利），它在高齐的童话[35]里，讲的是三只桔子的爱情；它在巴塞尔的故事里[36]，讲的是三只柠檬的爱情；而在我收集的传说中，它讲的却是三只石榴的爱情[37]。这篇故事充满了巴罗克（或波斯式？）的形变，真可与巴塞尔式的创造力或幻想家的想象力相媲美。它用一系列比拟串成一个故事——鸽子和血，水果和姑娘；讲有个观看井中倒影的穆斯林妇女，这位趴在树中的姑娘，变成了鸽子，鸽子的血滴到土地上，便长出了一棵大树并结出了果实，姑娘最后从果实中脱颖而出，完成了循环。我原想把这故事写得更生动一些，但查阅了无数流传的版本，却找不到它的原型。在这部书里，我收入了两个文本，一个（本书第一○七篇《三只石榴的爱情》）选自阿布鲁齐地区的民间故事集，它代表了这类故事的经典形式；另一个（本书第八篇《小羊倌》）是这类故事的奇特变种，选自利古里亚地区的民间故事集。但我必须在这里声明，巴塞尔是无与伦比的，我极力向读者推荐他的那篇故事，即《五日谈》的最后一篇。
在这则描述形变的神奇故事中，由于故事很有节奏，条理清楚，我自己体会到了意大利民间故事的特点之一：千锤百炼。在另两则优美的姊妹篇中，即选自佛罗伦斯地区的《苹果姑娘》（第八十五篇）和选自巴勒莫地区的《迷迭香姑娘》（第一六一篇）中，通过姑娘和水果、姑娘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和比拟，我们领略了一种纯真的美感。这些故事成功的秘诀在于比拟关系：苹果喻姑娘或梨子喻姑娘，都给人以新鲜的美感（后一比拟见本书第十一篇《和梨子一起卖掉的小女孩》）。
以往民间故事中惯常的残忍情节，已为今天和谐的原则所代替。《格林童话》中那种以不断流血为特点的野蛮故事，已不再见到。意大利民间故事中很少出现难以容忍的暴行。虽然残酷总与近似非人道的不公正行为一起作为故事的素材存在着，虽然森林中常回响着女郎或被抛弃的新娘绝望的哭泣声，血迹斑斑的暴行却从未逃脱过法网的惩处。故事并不在受害者遭受折磨的情节上徘徊，甚至也不从怜悯的角度加以赘述，而是立即转入合理的结局，其中包括迅速和毫不留情地惩处罪犯（通常是女罪犯），她们被浇上松脂油，然后按照惩处巫婆的残酷习惯在柴堆上烧死。在西西里，这种人则被从窗口扔出，然后烧死。
爱情是意大利民间故事的不朽主题。在谈到西西里地区的民间故事时，我曾提到，丘比特和普赛克[38]类型的故事不仅流传于西西里，而且流传于托斯卡纳，其影响波及意大利全国各地。故事讲的是来自天国的新郎，在某个人间寓所与新娘相会，但他的生名和秘密绝不能泄露，否则他就会突然失踪。情人通过魔法变作鸟儿，从一盆牛奶中飞出来，妒忌的敌手为了伤害鸟儿，便把玻璃屑放入盒子里，或在鸟儿停留的窗台上钉上了钉子。蛇或猪王子在夜间变成美貌少年和新娘欢度良霄，却被好奇的新娘点燃的蜡烛照出了原形。在《贝林达与妖怪的故事》[39]中，情人之间发展了一种奇怪的感情关系。在男子汉遭难这一类故事中，着魔的新娘在夜里悄悄地来到废弃的宫殿与他相会。这是莱昂布鲁诺[40]式的童话爱情，主人公永远是个谜，那鸽子变成的少女又会插翅飞翔。这些情节不同的故事，都涉及一种把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糅和在一起的危险爱情，这是一种经受了离别考验的爱情，故事中那些无名的情侣，其欢聚之日便是愁离之时。
在我们熟知的爱情故事中，男女双方往往一见钟情，而后克服种种阻力美满结合。但童话故事却极少袭用这类简单的主线。这一主题偶尔在气氛忧郁的撒丁岛民间故事中出现；在那地方，少女们常在窗口接爱男子的求爱。无数以征服公主或搭救公主为题材的故事，总要涉及某个不出面的人物，某个通过考验或经过一场决定命运的生死搏斗才能获得解救的受害者。故事里的男青年会恋上一张画像或一个芳名，他会从一滴血中看到情人的倩影。这些是充满巫术和符咒象征的浪漫之爱。然而，民间故事里最有益、最动人的却并非这些，而是那些描写情人先是着了魔而后才取得胜利的故事。
普罗坡在其《俄国童话溯源》一书中，对丘比特和普赛克类型的故事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他认为普赛克是一位姑娘，在她居住的房子里，即将举行成年仪式的青年男女都得相互隔离，可是她却乔装成动物，在黑夜里与小伙子们秘密相会。这种幽会必须不被别人察觉，这样，她似乎只跟一个不露面的小伙子相爱。成年仪式举行以后，小伙子们都回了家，并且忘掉了隔离期间跟他们同住过的姑娘。他们结了婚，组织了新的家庭。故事就从这一危机展开。它描述了在举行成年仪式期间发生的，并被封建法规扼杀的爱情，反映了妇女反抗宗教法规，为与心上人结成眷属所进行的斗争。尽管这些故事并不突出描述基督教福音的法规，但故事的情节仍反映了这些宗教法规的实质，描写了被法规、习惯势力和门第观念阻挠和禁止的爱情。这就解释了自古至今隐藏在这种爱情故事之中的肉欲成份为何得以保存。这种因素处经常的变化之中，其表现形式是感情的迸发和夜间的抚爱。
儿童文学里存在性爱描写这个事实证明：口述传说并不反映某个特定时代，它只是为了描绘奇事珍闻，表达处于某个文明时期的人对艺术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