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先行者、当代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人们的评价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多数的网民不顾董辅礽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而单纯将他骂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源自此前的“股市论争”，一些网民基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对经济学家群体产生怀疑。这说明，社会公众的争议，已经在改革“现行”的要求中，将焦点集中到对一些具体的现行改革方案设计者的质疑。而这，正是随后发生的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社会心理背景。
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
郎咸平
“那时候，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爸爸却仅带着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在许多场合，郎咸平这样回忆父亲。
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新中国解放前夕到了台湾。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郎咸平的父亲花两块大洋买了一张床位，下船后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便身无分文。凭着勤奋、多才，他42岁就升任空军少将，但因刚直不阿、敢怒敢言得罪了不少上司，播下了日后提前退休的种子。郎咸平回忆说，小时候父亲很骄傲地对他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爸爸从来没带着你妈妈到别人家去磕头、送礼……”当时，他觉得父亲非常伟大。郎咸平的母亲是台湾化学界的名师。“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我妈妈哭过。”郎咸平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
少年郎咸平似乎有点平庸。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就业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儿。“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30岁之前的郎咸平多次被逼到八面临风的绝境。在他编写的系列丛书封面“不落俗套”中，他这样自我介绍：“小学四年级即因成绩太差分到不升学班。初二又因同样原因分配到‘放牛班’学木工。”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他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高一下来，数学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郎咸平善于炮轰也喜欢自嘲，那段并不如意的童年往事，常常被他在各种场合信手拈来，当做花絮博听众一笑，或者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小小注脚。
“我当时是个混混，很自卑。”这是郎咸平当年心事的真实写照。为了对抗那些欺负他的高年级同学，甚至跑去拜了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号称“西门町之虎”。他高中毕业勉强考上东海大学经济系，又因不想考微积分，只好转到金融系。从此以后，他似乎找到了最适合他吃的一碗饭……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奇迹：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20多年后，当他在大陆最负盛名的清华大学演讲时，有学生问他的信仰是什么？郎咸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述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
但是，毕业后郎咸平的人生之路仍然不平坦。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后来，郎咸平以戏谑的口吻描述当年的心态：“在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10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万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很不幸， 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我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有6家不要我，只有1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一年全世界招生10个，可就只报了7个。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他母亲把家里的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卖了，才为郎咸平凑够了学费。
郎咸平横渡太平洋，从此人生开始了转机。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为著名的商学院之一，1986年，郎咸平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沃顿拿下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毕业后，他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执教一年。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1989年开始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比较进入状态。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他曾于1998-2001年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
郎咸平在学术上开始崭露头角。在美国期间，他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他的破产论文在1990年全世界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中，郎教授的论文就占了2篇。“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作为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和权威财经杂志的普遍认可，郎这么形容自己。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第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要知道，全世界有60万职业的经济学者，而其中能够排在1000名之内的，都是被同行和业界认可的著名学术权威。
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
郎咸平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达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学术地位。正当他舒舒服服地当着他的教授时，朋友对他的一席话点醒他这个梦中人：“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有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可能是第一人。”
有时候，一句话可能改写一个人的一生。郎咸平的这位朋友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1994年，郎咸平挥手告别了学习、生活近10年的美国。一些批评他的人说郎此后“辗转流离，去过英国、新加坡，最后由香港转道来到了信息相对闭塞的大陆”。
郎咸平将落脚点定在了香港。当时，香港有两所大学对他非常感兴趣，郎咸平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是香港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为郎咸平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地关注着内地发展变化的平台。郎咸平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度同经济风向的敏感度一样高，他清楚地嗅到内地将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地开始关注内地的经济政策。
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10月成立，由崇基、新亚、联合和逸夫四个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地区第一所创办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的院校，从1966年至今共有3000多名合格的工商管理硕士生毕业。高素质的生源与精心设计的课程，已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毕业生。他们遍布香港及世界各地，许多人已成为杰出的商业精英，在社会经济的不同领域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香港中文大学坐落在山上，面朝大海，烟霭微蓝透白，山色变幻无穷的八仙岭，还有那惊为蓬莱仙境的大小离岛，令人叹为观止。有人这样描绘坐在中文大学“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看到的美景——
阳光下，那是一幅重彩油画；阴霾时，则是一幅淡墨山水。春天，清晨观楼翠谷含珠；冬季，午后远眺寒色笼仙；夏日，夕下举目飞霞长歌；秋凉，子夜抬头朗月中天。偶尔，吐露港湾晚间冷不丁泊一艘通体灯光星点的船，不禁惊异地叫一声：夜天海市蜃楼！
或许是陶醉在了中文大学的美景里？虽然是因为不安于过一种平静的学术生涯而离开许多人向往的美国，但是在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又度过了5年平静的学术生涯。
2000年，他打破了这种平静。
当年，香港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草案》，试图确立由辩方承担“提供假信息”的举证责任。草案在征询意见时，受到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十大国际投行的强烈反对。郎咸平在立法局与十大投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主张把资本市场的操控行为变成辩方举证，“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成为香港媒体聚焦的热点。从此，在香港郎咸平总是以挑战主流和权威的形象出现。他批评香港首富李嘉诚，批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几十年不搞学术研究”。但是香港的天地毕竟太小，所以他开始走出香港，踏上大陆。
2001年7月到2002年7月左右一年的时间，郎咸平在内地做的第一件事是担任大鹏证券研究所顾问，每周去一两天。当时大鹏证券想增开营业部并进行电脑化。郎咸平的工作就是把研究所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数字化，并与整个公司的电脑化结合在一起。“但一年以后失败了，"郎笑称自己被炒了鱿鱼。”正因为技术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失败了。这有一个理念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挺行，但是做起来才知道很复杂，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容易。"郎咸平说，做了一年以后，发现自己有点志大才疏，做不下去了。当时大鹏证券给他的报酬是月薪7万元，签了一年合同。郎咸平坦陈报酬不错，在大鹏证券的一年时间过得还挺愉快。
2001年初，深圳一本刚创刊不久的杂志《新财富》邀请郎咸平出任杂志的学术顾问。这是他在内地做的第二件事。郎咸平曾说过，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歌星。“空降”内地的郎咸平，当时在内地既无知名度又无地位，在圈子里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媒体正好可以放大他的声音。于是他利用这个阵地打开局面。郎咸平教授开始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郎咸平迅速进入了公众和媒体的视野，众多的知名媒体报道了郎咸平对各项法律、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有的媒体尊称他为“郎监管”。根据《深圳特区报》的统计，郎咸平的观点以网页数而言列全国财经人物之前茅。
这一年春天，《新财富》发表了一篇质疑德隆系的文章。文章发表后轰动一时，这本杂志也因此“洛阳纸贵”而一炮打响。文章的作者郎咸平迅速进入公众和媒体的视野，以一个轰动事件郎咸平2001年在内地“高调”亮相。
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天性不安分，其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动退学，以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在短短数年间便控股、参股企业200家左右，其中上市公司5家；德隆系控制和关联的金融机构有7家券商、3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租赁公司、4家城市商业银行、2家保险公司。唐万新操纵德隆系旗下的“老三股”企业(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股票，不管股票大盘是否涨跌，德隆“老三股”总是我行我素地画自己的走势图，且持续向上。2006年武汉中级法院在对唐万新的起诉书中称，从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新疆德隆、金新信托、德隆国际和中企东方累计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共获累计既得赢利为9861亿元。
2001年郎咸平炮轰德隆系文章发表后的那个冬天，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深感恐惧，他草莽性格中显现脆弱的一面，他对身边人哭道：“德隆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当时，德隆在业界被视为“天下第一庄”，其勾当在坊间不是秘密，只是无人说破而已。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发起进攻，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警告中国投资者他们投入德隆的钱最终将拿不回来。在2001年的寒冷尽管到三年以后的2004年4月14日，“老三股”才灰飞烟灭，德隆系大厦才彻底崩塌，但郎咸平的高调抨击，仍然给他带来了巨大名声。
郎咸平博得了名声，但是“德隆系那篇文章之后又发表了几篇，《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从2002年开始就不希望我再写文章。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在《新财富》就没有写文章了。”郎说，到了2003年底他就被正式开掉。郎咸平在大陆第二次被炒鱿鱼了，“不同的是，大鹏证券认为我能力不足，《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 2002年7月11日，第一龙浩农业宣布郎咸平被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但两三天之后，在独董板凳上屁股还没有坐热的郎咸平，旋即被内地媒体质疑为加盟“德隆盟军”，“当时很被动，不敢在第一龙浩干下去了。”2003年6月30日郎咸平从第一龙浩农业独立董事位置上退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