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随丈夫到北京是光绪二十一年春，即一八九五年春，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两国之间的议和正在进行，中方代表是李鸿章，日方代表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带来拟好的条约叫李鸿章签字，李鸿章不敢下笔，希望还能讨论一下。伊藤博文告诉他，没有讨论的余地，你李鸿章只能在“允”与“不允”两种情况中选择，如果不允，中旧两国就重新开战。惊魂未定的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签订时，清政府正进行科举考试，一千多个举人云集北京，在康有为的领导下，集体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嗣后他们办起《中外纪闻》、《万国公报》介绍条约签订中，清政府官员的腐朽无能，分析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养在深闺的秋瑾读了这些报纸，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侠烈性情，不断地在胸中涌动。
维新变法运动以北京力中心在全国迅猛展开，《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只要能找到，秋瑾都如痴如醉地拜读“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她闻所未闻，“君主立宪”的政治观点使她茅塞顿开，她觉得国家有希望了，她为之欢欣鼓舞。可不久就听说慈德囚禁了光绪，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在菜市口。临刑前，谭嗣同说：“不有生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的变法成功，都有献出生命的；中国变法的失败，就缺少敢于牺牲的人，要有，就从我谭嗣同开始。”有人把谭嗣同就义时从容不迫的样子描述给秋瑾听，客人走后，秋瑾找来谭嗣同写的变法文章，边读边抹眼泪。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侠烈性情在她的胸中膨湃起来。
变法失败的第二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不久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烧杀掳掠，千年古都到处都留下侵略者的兽行。清政府完全屈服在外国人的淫威之下，《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秋瑾亲身经历了这一剧变，她愤慨莫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侠烈性情，喷涌而出，她决心献身革命，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秋瑾的内心世界已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她的丈夫王延钩仍然热中名利，趋跑于权贵之门，酬应于歌楼酒榭，两人的思想已背道而驰，终于在亲友的干预下，两人分居，这时秋瑾的好友又是一位奇女子吴芝瑛，两人性情相投，不久结为异姓姐妹。秋瑾在北京奔波革命失败后，决定东渡扶桑，到那里去寻找革命的同志。出发前她改穿男装，特地留影，将一张男装的照片赠给来送她远行的吴芝瑛。
秋瑾乘日本的信雄丸轮船，驶出了大沽口。当秋瑾到达日本东京，正是樱花怒放的季节，日本有许多革命的同志，秋瑾的心情就象那盛开的樱花。她先人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所办的日语讲习所，埋头苦学了三个月日语，然后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与刘道一等人组织“十人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国”为宗旨。不久更参加冯自由等人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封为“白纸扇”，也就是成了“洪门天地会”抒谋献策的军师。她的表兄徐锡麟带着妻子王振汉到了东京，她感到特别高兴，徐锡麟回国后，王振汉留在东京，她悉心照顾王振汉的生活，并带着王振汉一起和她开展女权运动。她首先创立了“天足会”，以为小脚女人形同残废，行动为艰，为了和男子并驾齐驱，女子必须放脚。其次她又主张振兴女学，认为女子一定要有学问，要能自立，不应事事仰仗男人，提出：“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的口号。陈梦坡因《苏报案》亡命日本，带来湘芬、信芳两个小妾，秋瑾鼓动她们两人脱离陈梦坡，并对她们两人的生活给予妥善安排。秋瑾为人慷厩，举止潇洒，了无脂粉气息，与一般男士相处，十分融洽，黄兴、陈天华、陈其美、陶成章、张静江等都成为她的好友。不久，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经冯自由介绍，秋瑾成为浙江省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这时她起名“竞雄”，生活中充满激情。
然而不久，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遭到沉重的打击，在国内《苏报》案，年仅十七岁就写成轰动一时的《革命军》的邹容惨死狱中后，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唆使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使得中国留日学生的言行受到极大的限制，随时有遭逮捕的可能。《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蹈海自杀，表示抗议，日本政府置若罔闻，秋瑾和易本义、禹之漠等一批留学生扶着陈天华的灵柩回国，在长沙岳麓山公葬的那天，长沙中学以上的学生一律为陈天华戴孝，岳麓山白茫茫的一片，秋瑾热泪盈眶。
秋瑾回到上海，由徐锡麟介绍，她加入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光复会”，她一面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女权，一面在虹口租界赁屋与陈怕平制造炸弹。由于炸弹不慎爆炸，租界将她视为“危险分子”，她在：“马足车尘知已少，繁弦急管隆谊稀。几行滴泪伤时局……江河日下世情非。”的情况下，回到祖籍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
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的友人创办，表面上是开展新式教育，实际上是光复会的训练基地。秋瑾主持它的校务，也就成为浙江方面革命活动的全权负责人。开学的那天，绍兴知府贵福，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以及许多地方土绅都来向秋瑾祝贺观礼。 一九零六年，即光绪三十二年，秋瑾留日时“十人会”的领导刘道一在湘赣边境的萍、浏、醴起义失败。担任安徽警察学生堂会办的徐锡麟赶到大通学堂与秋瑾约定，一旦时机成熟，便一个在安徽起事，一个在浙江响应。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趁安徽的各级官员集中警察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开枪打死安徽巡抚恩铭。秋瑾听到消息来不及组织。仓促响应，起义失败，秋瑾被捕。秋瑾熬过了有名的酷吏李钟岳的严刑拷打，当贵福重新审问她，刚她招认同党时，她指着贵福说道：“我的同党就是你！”吓得贵福面无人色。当审问者问她有什么遗言时，已经被打得肢体成残的秋瑾，爬在地上振笔疾书：
秋风秋雨愁煞人！
这年六月六日黎明，她被杀在古轩亭口，还不满三十三岁。在打扫她的牢房时，狱吏看到了她留在墙上的绝命词： 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时无计愧偷生；
搏沙有愿兴亡禁，博浪无稚击暴秦。
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
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秋瑾死后，她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吴芝瑛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她的忠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桥畔，那里，不远处有清初在扬州抗清，不屈被杀的民族英雄史可法。不久，她的儿子王沉德将她的遗骨取出，归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胜利，一九一二年，革命党人复将她的遗骨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长孙皇后--最贤惠的女人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母亲高氏之父高敬德曾任扬州刺史；长孙皇后生长在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一整套正统的教育，形成了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的品性。在她年幼时，一位卜卦先生为她测生辰八字时就说她“坤载万物，德合无疆，履中居顺，贵不可言。”
长孙氏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
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十八岁时就单枪匹马突入敌人阵营之中，救出身陷重围的父亲；二十岁时便有王者之风，能折节下士，疏财广招天下豪杰；二十一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主——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负责节制关东兵马，数年之内，李世民就挥兵扫平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大唐统一大业；唐高祖因之加封他为天策上将，位置在其他诸王公之上。在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数，所向无敌。
李世民被封天策上将后，便享有特殊的权力，能够自设一套官署，伊然一个小朝廷的架式，当时归于他麾下为他效劳的，武将有李世劾、程咬金、秦叔宝、翟长孙、秦武通、尉迟恭等能征善战的骠勇大将；文臣则有杜如海、房玄龄、虞世南、诸葛亮、姚士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清明、孔颖达、盖文远、许敬宗等“十八学士”，真可谓贤臣如云，势力盖天。李世民拥有这样通人的局面，自然令当时贪酒好色的无能太子李建成不安，出于猜疑和嫉妒之心，他联合三弟李元吉企图谋害同胞兄弟李世民；阴谋却被李世民手下的谋士察觉，迫于无奈，在大舅子长孙无忌和谋臣房玄龄的力劝下，李世民终于痛下决心，在玄武门除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事实上，唐太祖李渊心中最赏识的也是他这个二儿子。对于这种骨肉相残的惨剧，长孙王妃原本是极力反对的，但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她一个女子又能怎么样呢？她只好勉力地理解丈夫。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应验了卜卦先生说她“坤载万物”的预言。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当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虽然也曾把后宫治理得井然有序，但她靠的是专制的政策和手腕；而长孙皇后只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就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难怪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呢！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关于任贤纳谏一事，唐太宗深受其益，因而也执行得尤为到家，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接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让唐太宗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大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表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这一次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见了都替魏征捏一把汗。
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埋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由此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