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晚于陆氏，温热派著名医家柳宝怡，对叶吴之学也很有异议。柳氏不但说叶香岩治温病之法失之肤浅，批评叶派废六经而不讲，对吴鞠通犹痛加惩创，说其温病必始于上焦手太阴云云，背谬为尤甚。还通过节录他人之说，抨击吴鞠通“肆改原文，捏为圣训”“诬圣误世”。
约与柳氏同时，有雷少逸于1882年著《时病论》，内中有一篇“伤寒书统治六气论”，究其内容，也是为驳斥叶派观点而作。又莫枚士《研经言》中，有“驳临证指南二条”，谓“温热类，以神昏为心包络病，考古说神昏属阳明，见于《素》脉解厥逆及《金匮》中风等篇，而《灵》经脉篇释心包络经是动所生病，无神昏不知人说，则叶氏之于经学可知也。”莫氏认为：此为“徐灵胎所未及驳者，而误人也亦不浅”
略晚于雷氏，有绍兴名医何廉臣，初习仲景之学，继从樊开周游，于叶派之学，致力颇深，但出以问世，效者固多，尤有不效者，乃出门访道，遇名医辄相与讨伦，觉无所得而返，后与赵晴初切磋时病治法，颇有启迪。何氏著作甚多，其中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通俗伤寒论》(原书仅三卷，何氏加出发挥，内容比原书增加三倍)等，在医界影响均较大。其学术成就，亦主要在外感方向。何氏晚年，于叶派学说，也常有批评，他对时医“于古书全不讲求，专奉叶氏《临证指南》为金科玉律，依样葫芦”之风气，很为不满。他认为：温病新感少，伏气多，卫气营血的的辨证方法，只对新感温病尚可适用，又何以可辨一切之感证哉！故治宗六经成法而加以变通，认为：“温热病只讲三焦，不讲六经，此属妄言，仲景之六经，百病不出其范围，岂以伤寒之类，反与伤寒截然两途乎！叶案云温邪吸自口鼻，此亦末确，仲景明云伏气之发，李明之、王安道俱言冬伤于寒，伏邪自口内而发，奈和以吴又可《温疫论》混牵耶！”何氏曾将叶吴学派的四层三焦辨证法，与俞根初的六经辨证法，仔细作了比较，认为“远不逮俞氏发明六经之精详，包括三焦而无一遗憾。”但何氏治学，主张崇实黜华，以实用为原则，故善于采撷寒温二派之所长，并不完全摒弃叶派药法，加之从学樊开周时，专从叶法，自号印岩，以及批评叶派，较为温和等原因，故竟至被有些人误当作为叶派中人。实则何氏在学术上除了倡伏火之说，主张寒温一统，主张崇尚六经等，与叶派有着原则上之区别，故为绍派伤寒之中坚，而不能隶属于温热派。
绍兴名医中，对叶派学说有批评者，尚有近代名医杨则民(1893一1948)，杨氏为诸暨人。一名寄玄，字潜厂。著述较多，所编讲义及医著，约20余种。其中《内经哲学之检讨》一文，最为有声于医林。他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任教时，于校友会年刊上，亦有批评时医泛用轻灵法之文发表，他说：“近世医家用药多主轻灵，视使用经方如犯大辟，不论急性热病，慢性热病，设病人体力尤强者，其入手数方，大抵以轻灵剂与之，幸而病愈，即自傲能以轻药愈大病，薄使用经方者为未达于理，观其所用，为‘轻透络热’，‘轻解气热’，‘辛凉发表’，‘宣通肺胃’诸药，无不作用轻微，经方家因斥为‘医不好病药不死人’之无聊剂，其病愈为自愈，而非药愈。”杨氏认为：轻灵剂“惟病轻者可用，”“惟病轻者有效，体力壮健者有效，若遇重病而予此种清轻疏通之剂，不仅迁延时日，直养痈遗害耳。”又说：“吾友徐君究仁，谓时令病轻证，其人体力强，本可自然治愈，虽发热恶寒头痛胸闷，与重病初期症状相似，但只用轻通疏宜之品数味，灵其气机，可随手愈，荆芥、薄荷，固可清热，桑叶、菊花、大豆卷、丝瓜络，无不可以清热而愈病，旨者斯言，得此中三味矣。”杨氏还认为：“解热剂如大豆卷、丝瓜络、西瓜翠衣、竹叶、荷叶、莲子心、灯心渚药，既非芳香，亦无作用，石斛、茅根、芦根等仅粘浆汁而稍有甜味，其不足以解热治病，尚待言哉，此等药仲景方中所不收，顾近人竟于此大发议论，不曰轻清透气，即曰轻清透络，此真庸人自扰矣。当急性热病细菌发挥其作用时，而谓用此等药即可解热，人其谁信。”“其人体强，自然疗能，由自救之结果而一旦解热，或病原体受生体抗毒素之防御而不能发挥势力，则其病亦瓦解，是其病之解除，非由此种药物之作用也明矣，医者不知自返，竟贪天之功为己功，因而推及此种药物医治之效能，其说之无当，亦明矣。”
杨氏总的认为：轻灵剂不足以治大病，若重病因以轻灵剂予之，可以无过而使用，其立心尚足问乎？杨氏治医，向无封畛之见，“以为医者天职，在能愈病，使经方而有益治疗，固当遵用，轻灵剂而有效病体，顾可薄视乎者，设存门户之见，药非轻灵，即为失叶法薪传，用必经方，斯为仲景信徒，不悟轻病与大方，是为牛刀割鸡，重病而予轻剂，是为以卵敌石，二者皆不可也。”这正是绍派对寒温之争所持之态度，但以上所引，反映了杨氏对叶派药法的批评，这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同期校刊(第六期)上发表类似观点之文者，尚有寿守型等人，寿氏在《我对中国医学之认识》一文中，有“清代医学更趋袁落的原因”一节，谓：“叶天士派的轻清方法，使医生技术上退化不少。”徐究仁在《伤寒究三焦温热参六经之我见》一文中，除了对“温热病只究三焦，不讲六经，此是妄言”说表示赞同，并指出：“今之时医，每囿于寒温之畛域之见，不肯一用经药，苟遇此等证(柴按：指暑温等热病)，仍用桑菊银翘等温病套方以为治，于是治之而无功，治之而益剧，虽不死于药，实死于贻误病机耳，医者之大患，奠此为甚。”这显然也是对叶派药法之批评。
二、攻排叶派之登峰造极期
从陆九芝对叶派学说进行激烈的抨击，后来一直发展到恽氏学派对叶吴学派的猛烈攻排，这是由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不能纯粹看作是文人相轻之结果。
这一时期，应以恽铁樵氏为代表。恽氏为江苏武进人。襟怀高洁，文笔矫健，其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学报》时，取文一律以优劣为衡，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否则即名家，亦摈而不录，至公无私，为时人所称顷。即此一端，其为人可知。
恽氏之世，消灭中医之逆流，其势汹汹，面中医界有些人却在散布“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错误观点，这与废止派的攻击《伤寒论》，在客观上起了异曲同功的作用。废止派的猖狂进攻，叶吴学派对仲景学说的曲解，以及当时中医界严重的党同伐异的不良风气，使恽氏深恶痛绝。这种环境，使得恽氏在论战中不可能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学术。因此，《群经见智录》尚是应战之作。《伤寒论研究》已含挑战意味。而《温病明理》确已不乏骂訾。恽氏对中医不会灭亡这一点，具有坚定的信念，他说：“谓中医将灭亡者，杞人忧天而已。”但他很看不起叶吴学派，认为叶派之流，一方面散布怀疑《伤寒论》的谬论，一方面“惟恐中医被取缔，妄欲结乌合之众以为党，以与潮流相抗，而号于众日，吾欲保存国粹，彼等野狐禅之医学，岂是国粹，亦安有保存之希望。”他说医家误治屡屡，覆辙相寻滔滔，皆叶吴王三家之造孽，惟叶派之流毒已如此，所以必须将其黑幕揭破。在《温病明理》一书中，恽氏就是这样地边批驳，边诃斥，他甚至说吴鞠通既不懂得六经，又不懂得三焦，创为谬说，致杀人千万，是投畀豺虎而不足辜蔽者。这样子的攻排叶派，真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废止派的反击与对温热派的驳斥，不加区别，一律猛烈攻排，在学术争论中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如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必为此而深责这位杰出的中医理论家，相反，在触处荆棘的环境中，恽氏不但站在与废止派论战的最前列，为捍卫中医学作出了贡献，而且不怕“群起而排之。，甚至在受守旧派医家及有力者所忌，终至遭到函授学校一度被迫停办的挫折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且不屈不挠，急流勇进，于1933年重新开办函授医学事务所(问业者达五百余人)，这种即无立足之地，亦决不随俗浮沉，违心佯狂的精神，应予高度评价。
恽氏的22种著作，其中《伤寒论研究》、《热病学》等都是论外感热病之专著，而《温病明理》一书，专以攻誹叶吴之学为主眼，故为研究抨击叶派医家学术观点的重要著作之一。此书虽主要是采撷陆九芝之说来表明自己的意见，但不乏引伸发挥之处，故其学术价值，虽在《温病论衡》之下，却远在《温热辨惑》之上。
恽氏两次创办函授学校，从学者甚多(初次从学的达六百余人)，影响很大，故形成一个恽氏学派。其门人则以徐衡之、章巨膺两人较为著名。徐氏为武进人，曾与姚若琴主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并与章次公共同编纂了《章太炎先生医论集》，徐氏曾为《温病明理》写序，序文之抨击叶吴学说，亦颇烈。章氏为江阴人，对叶吴之攻誹，其用力之勤曾不略亚于其师。章氏也认为：“今日医学晦盲否塞之现状，”是“天士鞠通始作俑，王孟英章虚谷之徒，复从而铺张扬厉”所造成，所以他紧紧跟随其师恽氏，有《温热辨惑》之撰作，此书通过熔裁陆、恽诸氏之说，来表明自己的意见，属课徒教学之作，学术上新见解不多，但提出“用下药须有下证”，“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说，不可迷信。”亦具有卓见。
与恽氏同时而对叶派亦作攻誹者，尚有张山雷，张氏名寿颐，江苏嘉定人。热心于中医教育，在浙江兰溪中医专校任教时，自编教材，注重实用，著作亦多，约20余种。其中如《中风斠诠》、《疡科纲要》等，在医界均有一定影响。其《湿温病古今医案平议》一书，主要是因为感到《温病条辨》一书之论湿温，看似“罗罗清疏，言之成理，然总是凭空拟议，悬想仿佛”，“窃恐执死法以治活人，枘凿方圆，格格不入，贻误亦必不小”所以他选择治案，推阐原委，欲为学子立一临床实验之正鹄而撰此书。书中对叶派之抨击，字里行间，每有可见。如在醴公治曾某案的平议中，说：“讝语神昏，本属热灼脑髓，扰乱神经”“若以叶派诸公处此，必谓逆传心包，犀角地黄，玄参知麦，牛黄至宝之属，俯拾即是，乃演成苏谈之所谓防其痉厥，防其外闭内脱，而无一不痉厥闭脱，随呼随应，时医名手，八九皆然。”又如在治田芝祥一案后说：“……神志已糊，脑神经已受熏灼，醴泉所谓热入营络，侵犯心主宫城，尚是叶派欺人之语，在今日已知是通套空话，不必再污笔墨。”又如丙寅九月十五日甲医初诊一案，在丙医八诊后之平议中，认为：今日见证，是“热邪充斥三焦，深入灼阴之明证，乃至此则想出养阴二字，则又叶派杀人之绝妙好手也。”他说此等方案“本无可取，然姑存之而备论其谬，以告初学，俾知惊惕，亦是一法。”现其上议，可知其持论与陆九芝同。此与“自叶氏《温热论》，以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八字提纲，遂若温热为病，非肺即心，非心印肺，竟将阳明最多最重要之证，略而不言，一见神昏，必从心包主治”，以至宝、犀黄，生地，玄参等庞杂乱投为惯技，助纣为虐，终至不可救药云云，亦可互为印证。
于此，抨击攻排叶吴之学的流派，由陆九芝、恽铁樵，张山雷等，已基本形成，该派在与叶派的学术论争中，由底定巩固而加深加广，流泽方长。
析流
三、诘难叶派之别开生面期
恽氏之后，学术争鸣与门户之间的互相攻讦，已夹杂在一起，竟成了中医界迄今未能完全荡除之恶习。但学术上的质难诘驳，也在深入发展。
迄山阴祝味菊出，其对叶派之批判，有新见解，如论温邪引起温病说之非，说贯中西，言前人所未言，开始触动叶派学说之根本。祝氏早年悬壶成都，为四川名医，后到上海，独树一帜，形成一个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被中医界公认为是仲景一脉之后劲。
祝氏初到上海时在1927年，据其自云：彼时沪上医家，多属叶派。视氏因医风与之不同，初不敢孟浪悬壶，"于是虚心下气，待诊于名医朱某之门，凡三阅月，深佩其机巧莫测，料变若神，然病者往往由轻而重，而死，医者逐步料到，而不能挽其死。由辛凉解表，甘淡驱湿，而致透热转气，清营散血。由宣化湿浊，滋阴清热，而至涤痰开窍，平熄肝风。医者逐步做到，而总不能弭其变，挽其死，于是爽然若失，默然深感名医之所以成名医者，在于料病识变，而不在于劫病救变。”为此，祝氏对叶派医者大为不满，他猛烈抨击这种时弊说：“彼时医处方，以轻灵为通俗，以寒凉为平稳，侈言病变，予谋卸过，伪作谦和，过示审慎，用药维轻，用术维精，煦寒问暖，若有同情，成则居为已功，败则诿诸天命，可以欺妇孺，骇庸俗，乌足以受大命。”又说：“彼时俗之医，习用轻清，幸而得手，已令延期，每见不药可愈之病，一候又一候，必欲令其邪正俱惫而后休，贪天之功，以为已有，皆造孽之徒也。”批评叶派医者，采用这样措词，真可谓是恽氏学派之遗风。但祝氏之攻讦，是由于愤慨，因彼时叶派中人，排斥异己，亦颇为失当。如1929年，有徐某弟患感证甚剧，先由叶派医者治疗，全谓热入心包，主用清官之类，因治不见效，病家改延祝氏，祝氏予麻，桂、姜、附之类，一劑后未见转机，病家心焦，复延叶派名医，谓已为祝氏误治，不可救药，辞不治。病家于悲痛中觅祝强归，露怨尤祝氏意，祝氏悉情后，因学验丰富，胆识过人，乃一力承担，处方無更只字，先后服六剂而告愈(此事详载于《伤寒质难》)。从这一例子来看，叶派中人，因笃信己学，竟有轻率攻誹他医若是者，祝氏受到这样攻击，在著述中有愤愤之词，应当说是情有可愿的。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医者若仍因学术观点之异，继续互相攻讦，就只能加深门户之见和助长党同伐异之风，给振兴中医事业带来损害，这一点现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