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评论编选说明
一、本书选收了鲁迅先生的全部小说创作，其中短篇小说３２篇，中篇小说１篇，计３３篇。它们分别选自《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
二、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经典，我们从有关评论中，相对应地在每篇小说后面附上了简短的解读文字。限于篇幅，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分析，只能从或思想内容，或人物形象，或写作特点等不同角度“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每则解读文字均标有出处，读者如有兴趣，可找原文研读。
三、正文前，我们收集了各个历史时期诸多名家对鲁迅小说的总体评论，以期与各篇的“发微”式评论互相映照，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评论也只截取了某一个片断。为了使读者获得一些历史感，名家的评论大都标明了写作时间，同时也尽量考虑到从宏观上对鲁迅小说的思想、人物形象和写作手法诸方面的理解和把握。
四、鲁迅先生早在２０世纪的３０年代，即全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先生的小说木刻插图中，我国现代版画艺术大师赵延年先生的作品，因对原作丰赡的内涵理解深刻，所作圆熟老到，质朴遒劲，动人心魄，余味无穷，已臻精品，影响深远。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赵延年先生的鼎力支持，从其二百多幅鲁迅作品插图中，我们选用了七十余幅，读者在学习和咀嚼鲁迅小说时，欣赏和玩味这些艺术佳构，会得到难以逆料的体会、联想和审美享受。
五、本书收录的鲁迅先生的作品，以１９３８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上海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为底本，其他版本酌情参考之。
六、本书付梓面世之时，我们谨向赵延年先生和解读鲁迅小说的名家和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２００５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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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时间过近，我们不便一一的下评判。……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Ｑ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１９２４年）
《呐喊》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那样的讥诮而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中国的讽刺作品，自古就没有，所谓《何典》不过是陈腐的传奇，穿上了鬼之衣而已，《捉鬼传》较好，却也不深刻，《儒林外史》更不是一部讽刺的书，《官场现形记》之流却是破口大骂了；求有蕴蓄之情趣的作品，几乎不见一部。自鲁迅先生出来后，才第一次用他的笔锋去写几篇“自古未有”的讽刺小说。那是一个新辟的天地，那是他独自创出的国土，如果他的作品并不是什么不朽的作品，那么，他的这一方面的成绩，至少是不朽的。
——郑振铎（论）《呐喊》（１９２６年）
阿Ｑ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Ｑ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Ｑ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的很对。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着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点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万国的类型”，阿Ｑ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Ｐａｎｄｏｒａ）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病根。总之这篇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付苦药，我想他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Ｑ痛骂一顿，做到临了却觉得在未庄里阿Ｑ却是惟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太批评契诃夫所说，他想撞倒阿Ｑ，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倒将他扶起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的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界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的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眼见到这一类角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周作人（论）《阿Ｑ正传》（１９２３年）
我以为《呐喊》和《彷徨》里所表现的作者宇宙观并无二致，但是作者观察现实时所取的角度却显然有殊。《呐喊》是作者在一方面虽然觉得那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未能“彻底”，但另一方面又认定在反封建这点上应给予赞助，——是在这样的立点上他发出了他的《呐喊》的，所以《呐喊》主要是表现了那些长期受封建势力压迫与麻醉的人们，在怎样痛苦地而又麻痹地生活着，他们有愤怒，而又如何愚昧，他们不明白生活痛苦的来源，他们有偏见，固执，然而他们能哭能笑，敢哭敢笑，而且敢于诅咒；像一条红线似的贯穿于他们的痛苦而又麻痹的生活之中的，是他们对于生活之执著，他们的生命力之旺盛和坚强！他们是“大地的儿女”从泥土里出来，被缚系于泥土，终身不能离开泥土的人。在这样的人们身上，作者看见了革命的力量，然而还没有看见革命的人物；这一股革命的力量，需要去唤醒，但唤醒了以后，需要给他们以斗争的“武器”，作者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者”那里，没有看见那种“武器”，所以他曾说，唤醒了以后而仍旧被禁在黑屋子里是加倍的痛苦。然而作者终于发出了雄壮的《呐喊》。
《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革命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在这方面，主要地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平，憎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价只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己的灵魂，但同时肩上又负荷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虚无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也是革命的力量么？当然是！而且他们将是革命的工作者，和组织者。《彷徨》中间不少热情的向光明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也不少缺陷；梦想着深山大泽丛林伏莽的“涓生”，还有一个带有旧时代的深重缺陷的人，而由热极转化为冷极的“孤独者”的主人公亦然，但这位主人公于愤激而以冷酷自我娱乐的当儿，仍然有“热”，——即对于天真的孩子的爱惜，现代的人不能没有缺陷，因为现代的人是前代人的后代，而且是长期被压迫的人们的后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被种种偏见与愚昧包围的。但作者并不以为这种缺陷是“命定”的，是天老地荒终“如斯”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望的暗示。
如果我们觉得上面的解释，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彷徨》应该看作是《呐喊》的发展，是更积极的探索；说这是作者的“悲观思想”到了顶点，因为预兆着一个“转变”，——这样的论断，似乎是表面而皮相的。
——茅盾《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１９４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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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创作的小说艺术，特色虽多，最明显的仅有三点：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隽，第二是句法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
有人说鲁迅是曾经学过医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将这技术应用到文学上来。不过他解剖的对象不是人类的肉体，而是人类的心灵。他不管我们多么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灵魂深处的创痕，掩藏最力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他最恨的是那些以道学先生自命的人，所以他描写脑筋简单的乡下人用笔每比较宽恕，一到写到《阿Ｑ正传》里的赵太爷，《祝福》里的鲁四爷，《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便针针见血，丝毫不肯容情了。……
鲁迅从不肯将自己所要说的话，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只教你自己去想，想不透就怪你们自己太浅薄，他不负责。他文字的异常冷隽，他文字的富于幽默，好像坚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寻常作家所能及。
鲁迅作品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有简洁短峭的优点。……他文字的简洁真个做到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地步。
——苏雪林《〈阿Ｑ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１９３４年）
所谓劣根性，阿Ｑ的习惯：第一是精神胜利法。……
其次是色情狂相。照阿Ｑ看来，凡尼姑一定和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其实因为他自己曾在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原是猜己度人的，这种心理自然也很要不得。
第三，是畏强凌弱。阿Ｑ给赵太爷打了嘴巴固然不敢回手，给秀才用竹杠敲了，也只是顺受。可是见了小尼姑，就要随便动手，碰着小Ｄ，也就开口骂“畜生”！
第四，爱装虚架子。小Ｄ虽然一向软弱，阿Ｑ饿瘦了，实在也并不比他强，相互拔了一阵辫子，明明是无力取胜，走开了，阿Ｑ还要回转头去装腔作势的说：“记着罢，妈妈的……”
第五，注重无关紧要的小事情，譬如因为把未庄叫做长凳的叫做条凳，阿Ｑ就很鄙薄，城里人把葱叶切得细碎些，也就认为大问题。
第六，奴隶性重。因为审判阿Ｑ的人怒目而视，以为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宽松，便跪下去了。
阿Ｑ之所以为阿Ｑ，原是因为环境恶劣，没有受过正当教育。作者用意所在，与其说是攻击阿Ｑ，不如说是暴露环境的缺点。所以我们怕得自己做阿Ｑ，也不愿意别人像阿Ｑ，在自励励人以外，更须注意环境的改良。
——许钦文《漫话阿Ｑ》（１９４７年）
鲁迅的小说“呐喊”与“彷徨”所反映的主要就是中国从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后到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之前这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在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以后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无力，在经过长久的痛苦、寻求、怀疑和探索之后，从五四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革命的风暴还在前面，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和农民结合起来，广大的人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社会矛盾是十分尖锐化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格外突出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正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
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关于农民问题的作品在鲁迅的小说里占着特殊显著的地位。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鲁迅对于农民问题所给予的特别的注意和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所占的特别重要的位置是正相适应的。
在表现人民的被压迫的苦痛的时候，鲁迅的观察不是表面的，他善于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的矛盾。……鲁迅是真正透彻地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他是清楚地知道，农民所受的苦痛，不是这些肉体的苦痛所能完全包括的。农民有许多苦痛，这比直接的肉体的苦痛更可怕，更残忍得多。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意义》（１９５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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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本人是知识分子。在鲁迅作品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突出主题。这仍然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深刻反映。从戊戌经辛亥到五四，从五四经大革命到３０年代，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和桥梁，同时又具有各种严重的毛病和缺点。他们的命运、道路和前途，他们的成长、变迁和分化，成为鲁迅所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鲁迅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农民问题，成为鲁迅作品的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正是近代中国两大历史课题。鲁迅思想的发展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也可以说，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发展是其整个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对知识分子寄予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同时又给以无情的鞭挞和揭露。革命的、灰色的、反动的、先革命而后反动的、吃人的、被人吃的……各种各样知识分子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鲁迅笔下，形形色色，蔚为大观。
《怀旧》、《孔乙己》无论矣，他们是被《四书》《五经》吃空了灵魂的末代封建知识分子的下层，那种迂臭、愚昧、空虚、受欺侮迫害然而仍不掩其善良的牺牲品，鲁迅是用一种嘲讽而又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们的灭亡的。与此相映对，是鲁迅对曾参加或企望过革命的同辈和下辈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从瑜儿、吕纬甫、魏连殳到涓生、子君，他们的道路和命运，便是鲁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在寂无回响有如荒漠的莽原中，这些曾经满怀豪情闹过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爬上去了，本身变成了反动派或反动派的帮凶。但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像范爱农那些下层的，却终于连整个身心都被黑暗吞噬掉，完全消失和被人遗忘了。不但范爱农没人知道或无人问及，连当年轰轰烈烈的“鉴湖女侠”，也荒坟冷落，不再为人所记忆和提及了，他们虽不过一两个例子，其实代表着整个一代。
五四运动过后，鲁迅又经历了这样一次“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分化。不论是当年曾悲歌慷慨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流血奋斗过的一代，也不论是当年曾振臂高呼为打倒孔家店而雄谈阔论的一代，都逐渐渺无声息，总之是被那巨大深重的旧黑暗势力吃掉或“同化”掉，于是自己也就成了黑暗的一部分，吕纬甫、魏连殳……等形象是有深刻典型意义的。就是“前进”的，究竟能“进”到哪里，鲁迅也颇有怀疑。死者已矣，生者何如？曙光在何处？路在哪里？“新的战友大哪里？”鲁迅看到一代又一代作为所谓先锋的革命知识分子这种末路和命运，有着巨大的愤慨和悲伤。
鲁迅是不朽的，只有他，自觉地意识和预见到这个有重大历史深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性格问题，并指出他们有一个继续战斗和自我启蒙的双重任务，它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鲁迅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多写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其艺术格调是忧愤深广。病态和不幸是社会的形相，忧愤是作者博大的心，这种心与形自然融洽，达到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它所提供的诸如阿Ｑ、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艺术典型，都具有高度的社会概括能力和精神文化透视能力，再三揣摩和咀嚼，我们便觉得是在披阅一部感慨多端而又特色鲜明的人生历史。它所提供的生活细节是经过高度的挑选和冼炼的，笔墨凝练，暗示性很强。孔乙己那件脏破不堪的上衫，记录了在封建教育的毒害下一个命运偃蹇的旧文人的末世命运；《风波》中赵七爷的那件轻易不穿的竹布长衫，透露了在偏僻的宗法制农村中一个以遗老自居的劣绅的阴险毒辣的心肠。《阿Ｑ正传》中“假洋鬼子”手中的黄漆棍子（即阿Ｑ所谓“哭丧棒”）是人物捋扯西洋皮毛，用以威吓民众的标志；《祝福》中祥林嫂拄着的那根下端开裂的竹竿是人物历尽苦楚，沦为乞丐的印证。总之，鲁迅小说的一人一事，每个人的一颦一笑，每个事物的一形一态，往往包含着或暗示着人生的甘苦、世态的炎凉、精神的昏醒和历史的浮沉，经得起反复的吟咏，反复的咀嚼。
——杨义《鲁迅小说会心录》（１９８９年）
《呐喊》《彷徨》的主要艺术特征……
１．《呐喊》《彷徨》的人物塑造在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现实状况的描绘中，自然地形成了《呐喊》《彷徨》的独立的人物谱系，其中包括五个主要的人物系列：（１）自觉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进行反抗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２）封建社会及其思想界的真正“主人”——地主阶级统治者；（３）知识分子中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卫道士；（４）封建社会的社会舆论界的各种人物；（５）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全面受害者——劳动群众和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主人公。
２．《呐喊》《彷徨》的环境描写、情节和结构他笔下的环境描写，重点不在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而在社会思想环境……组成的人与人的思想关系。……他的景物描写虽少而精，虽短而粹，每有新作，必臻绝美。他长于为不同的情绪下的自然景物设色、设声、设置语言的旋律和节奏，景中见情，融情于景，且实景与象征相结合，自然景物与社会思想环境相贯通，蕴藉深挚，韵味极佳。……削弱故事情节、加强情绪表现的散文化倾向是《呐喊》《彷徨》在情节结构上的显著特点……
３．《呐喊》《彷徨》的悲剧、喜剧和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融合《呐喊》《彷徨》悲剧的实质是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对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喜剧的实质是把无价值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撕破给人看。……假若说在平凡的生活中揭示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东西是《呐喊》《彷徨》悲剧构成的基本形式，那么，在表面巨大的事物中揭示渺小则是它们的喜剧构成的基本形式。
４．《呐喊》《彷徨》沉郁、凝练、含蓄的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沉郁，产生于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认识的深刻性、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长期性的明确估计。……《呐喊》《彷徨》的凝练、含蓄产生于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和他所表现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悬隔差，也产生于鲁迅思想与一般读者认识水平的巨大悬隔差。……紧紧抓住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细节和极具表现力的特点，以可以唤起丰富联想的精炼语言和传神性能极强的词汇，简洁地塑出事物和人物的神态，为读者留下多方面联想的可能性和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补充大量次要特征的余地，是鲁迅小说语言之能够达到高度凝练和含蓄的主要原因。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１９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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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描写我们民族性的伟大，可以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在《故事新编》中，便有好几篇，如《铸剑》，取材于古小说《列异传》……
从这短短的几行文字，鲁迅演出了一大篇虎掷龙拿，有声有色，最富于复仇战斗精神的小说，使人们读了，看到英姿活跃，恍如亲接其人。
又如《理水》、《非攻》，鲁迅在描写大禹、墨子伟大的精神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有他自己的面影和性格反映于其中。……鲁迅生平真真是一个埋头苦干、拚命硬干的人，不愧为中国的脊梁！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１９４５年）
鲁迅《故事新编》共收作品八篇，写于１９２２－１９３５年，前后历时１３年。
鲁迅自己对《故事新编》性质的说明是很清楚的，即它是历史小说。……各篇所描写的主要人物的言行和性格大致都有典籍记载上的根据，无论是正面形象如女娲、羿、眉间尺及宴之敖者，大禹及墨翟，还是批判人物如老子、庄子、伯夷、叔齐，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出现那些带有喜剧因素的现代性情节。
为了探索在历史小说中如何将古人写“活”，使作品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他（鲁迅——编者）采用了“油滑”的手法，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可见他对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所谓自己“不满”，主要是指他不愿提倡和让别人模仿这种写法；因为如果处理不当，是很容易影响到创作态度的认真和严肃的。所谓“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就在于此。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采用的这种“油滑”的写法，……我们已经说明这是指一种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这种人物既同作品整体有一定的情节上的联系，同时又可以脱离规定的时代环境而表现某些现代性的语言或细节；它通常是“鼻子涂白”式的和有点油腔滑调的，而且能对现实起讽刺的作用。
……这种写法，就是鲁迅吸取了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它除了能对现实发生讽刺和批判的作用以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更“活”了。
——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散论》（１９８１年）
鲁迅先生最能抓住人物独具的特点，从衣着、神态、行动、性格上下笔，几笔便能出神入化，描写出各不相同的形象。鲁迅先生尤其能以人物的个性语言，刻画人物的个性；孔乙己的“窃书不能算偷”和“多乎哉，不多也”，九斤老太的“一代不为一代”，闰土的那一声“老爷……”，阿Ｑ的“儿子打老子”，赵七爷的“你能抵挡他么？”，庄爱姑的开口闭口“小畜生”，都使人物的性格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同时，鲁迅先生还善于精选和使用生动活泼的农民口语，吸收和运用富有生命力的古典文学的语言。鲁迅先生通过人物在行动中的动态描写，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他的小说的叙事语言都极为动态，为刻画人物增色，使情节引人入胜。鲁迅先生的小说的对话少而精，句式短而精，这是由于他精通中国语言，对古典文学具有博大精深的造诣。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中每写一个场景，都是一个画面，人物活动中情景交融中，给人以立体感。因此，鲁迅先生虽然是在小说创作中吸收外国文学中某些形式和手法的第一人，却又是最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
——刘绍棠《向鲁迅学写小说》（１９８４年）
个性的压抑导致社会的停滞，个性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创造性蓬勃兴起。在我对这篇小说（指作者１９８０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夏》——编者）的主题进行反复思索、斟酌、提炼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过鲁迅先生的《伤逝》。早在２０年代，鲁迅先生就摈弃了脱离现实斗争的“个性主义”，他尖锐而深刻地指出：在不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封建制度的情况下，个人的抗争是软弱而无力的，子君和涓生的悲剧正是那样一个时代的小知识分子的悲剧。在我对人生的探索中，这种从鲁迅先生作品中受到的反对“个性主义”的思想影响，很早就潜存于我的意识中，一直到后来的《爱的权力》、《夏》、《淡淡的晨雾》、《北极光》，我始终强调并呼吁人们为创造一种有利于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而努力，从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合理的社会形态。
——张抗抗《心灵的哺育者——鲁迅》（１９８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