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著可以说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从沈著披露的材料看，早在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苏联的电报，就提及了空军问题。罗申汇报说，周恩来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注意美国军队在仁川或后方实行登陆的危险性，同时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并表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周恩来还询问道，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涉及苏联出空军的材料。据沈志华的研究，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出兵的问题，也没有正式做出在东北集中3个军的决定。因为当时的战况是朝鲜人民军还在迅速向前推进，根本不存在美国人打过三八线的问题，所以也谈不上中国出兵的问题。因此，周恩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应付或试探斯大林”。但斯大林对此非常认真，他马上回电表示：“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他还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在7月份中苏最高层的一系列电报中，苏联再次表示愿意派一个空军师掩护中国军队。但在这里，苏联掩护的范围实际上指中国东北，并没有涉及入朝参战问题。不过，中国军事将领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掩护应该随着中国军队的前进而前进。8月31日，朝鲜战争爆发后集结在中朝边界的中国13兵团领导人就曾联名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在朝鲜实现“速战速决”方针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参战”，同时提出“假如苏军在空军或技术装备上能更大的帮助我们，则这一方针的实现更有了物质保证。如果我们的空军条件不成熟，不妨推迟出动时间”。
虽然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军队装扮成朝鲜人作战的想法，但明确提出“志愿军”的概念却是在朝鲜抵抗崩溃、美军即将跨过三八线的时候。当时金日成急电斯大林，希望苏联直接军事卷入。由于此前的一段时间斯大林的做法是口惠而实不至，金日成估计到苏联出兵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苏联］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立即把军事援助的责任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他在给中方的电报中称，
“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出兵还是不出兵，一下子成为中国领导人自掌权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它不仅事关新生政权的外来威胁，而且还涉及到同盟信任关系的维系。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以及周恩来的配合和彭德怀的坚决支持下，10月5日前后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参战的决定，并在8日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命令，但是，苏联空军的配合问题居然一度威胁到这一命令的执行！根据作者对各方材料的爬梳、对比、考证和推理，他认为，周恩来13日在苏联与斯大林讨论参战问题的结果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而且，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做出暂不出兵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很显然，作为同盟中实力较强一方的苏联，在自己都不愿意出动空军这一危险性远比出动陆军为小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道德和法理上的说服力来劝说中国伙伴出兵援朝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既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已经决定出兵援朝，并且金日成也已获知了中国决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周恩来还会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强调中国的困难并以没有空军掩护为由，表示中国也暂时不能出兵援朝呢？显然，这不大可能是周恩来一时的决定，肯定与毛泽东协调过立场。作者下面的推理是站得住的：周恩来“在离开北京之前与毛泽东商量过要斯大林保证中国出兵朝鲜的条件，而在会谈中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结果，斯大林只好无可奈何地通知金日成，要他准备把残余部队撤退到中国和苏联并在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但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毛泽东又有惊人之举。在获悉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会谈结果后，毛泽东不顾与周恩来事先的约定条件，做出了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出兵援朝决定，随后便有了10月13日“我们必须参战，参战对我们有利”的著名电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当周恩来获悉毛泽东决定时的感受，他几天来与苏联方面讨价还价的艰苦努力，就这样被无情地一笔勾销了。据九十年代初刊登在香港《南华早报》上的师哲访谈录，周恩来当时“瘫坐在沙发上，痛苦无言”。
中国勇敢的决定并没有感动“上帝”。在赞赏中国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斯大林向中方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在发动进攻的问题上，中国军队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这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失望，而且使即将出国的中国军队处于十分困难和窘迫的境地。”
沈志华先生不仅对空军掩护这个引起中国参战决定一波三折的关键问题做出了至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最为详尽的研究，而且，也做出了相对客观、不带偏见的评论。他认为，指责斯大林完全背弃诺言“有些牵强，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说不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而只是到最后才明确这种援助指的是掩护中国军队的后方”。同时，尽管毛泽东后来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作者还是指出，毛泽东坚决主张派出军队赴朝作战，“并不是出于斯大林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层考虑。”也就是作者在余论（《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中所概括的那样：台湾问题所的引发的对抗美国的革命热情、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由此看来，争得苏联的空军掩护不过是一个减少牺牲、增加胜算的额外条件，而非毛泽东参战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因此，如果说“空军掩护”的模糊表达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展示了斯大林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圆滑的外交语言”，那么，毛泽东力争苏联空军“跟进”也不失为中国传统欲擒故纵、讨价还价的外交计谋。
遗憾的是，作者再次不恰当引入了其所衷爱的中苏同盟这个因素，作为分析毛泽东决策考虑的变量，重蹈“过度诠释”覆辙，超越了合理的推理。他认为，“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泽东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因素。”
显然，毛泽东担心金日成的残兵败卒退到中国、并将中国作为避难所和反攻基地可能会有的后果。这个看法应该说没错，但是，进一步推理却可能是对毛泽东决策的过于理性化：“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如果战争扩大，由于中苏同盟的关系，苏联也将参与进来。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
实际上，许多事例和常识告诉我们，历史人物在危机关头做出的决策往往是一念之差，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则往往“事后诸葛亮“，赋予太多的理性分析和几乎完美的因果联系，而这些可能是决策者未必真的考虑过的。
（三）中苏同盟的加强和潜在问题
虽然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有着“深沉的考虑”，但现实却是金日成得救了，苏联的面子保住了，这无疑让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另眼相看。作者直接引用中国领导人的感慨来说明战争对中苏同盟的意义：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中国盟友的行动也改变了斯大林原来的二个半月后苏联空军才能投入战斗的计划，决定迅速跟进，命令苏联空军从中国东北的机场起飞，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基于细致的档案研究，特别是苏联空军指挥官的作战报告，作者澄清了学术界对苏联空军参战时间的混乱说法，明确“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后方，但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中国的支持。……朝鲜空战打响后一个星期，斯大林便决定分两批为参加朝鲜空战的别洛夫空军师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对此，毛泽东十分感激。”
就这样，中苏两国实际上是脚前脚后参加了朝鲜战争。据作者的研究，在朝鲜战争中，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的苏联第64防空集团军总共有12个飞行师，先后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26000人。在战争中，苏联空军的歼击机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击落了212架敌机，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苏联军人总计牺牲了299人（其中有120名飞行员）。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空军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没有掩护或配合中国军队的地面作战，而是在美国人所称的“米格走廊“（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保护后方交通线。而且，与美国统一指挥联合国军作战不同，苏联空军完全独立于中国军队，他们与中国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这意味着，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
一个空军的掩护的问题，折射出盟友间多少的悲欢离合、世事沧桑！即使是亲如手足的意识形态兄弟，也无法摆脱国家利益的巨大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沈著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历史学著作，同样，它也为国际关系中主导的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有力的佐证。此外，中苏同盟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心理上深深地刺痛了具有诗人气质和帝王意识的毛泽东。于是，亲密的同盟中同样孕育着不稳定。正如作者所云：“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而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分裂因素，特别是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存在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势必会将对斯大林的怨气发泄到苏联未来新领导人的身上。”
借助于沈志华先生的大作，我们终于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半个多世纪前朝鲜战争发生和扩大的复杂原因。这场曾经被美国人“遗忘的战争”实在不应该再被东亚的人们所遗忘，因为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进程：日本因为战争订货而迅速繁荣，中国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统一的最佳时机，朝鲜因为战争而牺牲无数且至今分离对峙，美军因为战争而重返朝鲜，斯大林因为战争而尊重中国人……从这个角度说，沈志华先生的大作只是我们更全面地探究这一战争的一个极好的开端和卓越典范，我们有理由期待有更多中国学者，像沈先生那样撰写出足以让我们自豪的朝鲜战争史、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冷战史著作。
2003年9月23日于夏威夷东西方中心
- 作者： 无界 访问统计：39 2005年09月13日, 星期二 12:27 加入博采 Track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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