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
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
上。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
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
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
养成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
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
我。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
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
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
今天就去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
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
那里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
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
壁画和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
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
馆、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国的兵，也有本
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
友，有人已经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片闪亮的头盔和
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
缝。迎接者的目光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少母亲眼里
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
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能回来
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
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
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
我这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
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
己!”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
“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
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
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
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
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
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
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
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
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
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
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
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
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
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
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
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
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
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
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
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
者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
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
斗的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
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
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
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
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
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
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
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
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
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
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
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
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
国，更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了吗？
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
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
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
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
侣、妓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
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
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
不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
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
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
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
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
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
“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
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
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
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
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到里面有问题，但
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
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
上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
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
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
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
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
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
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
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
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
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
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
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
使我们受到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
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
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
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
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
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